在知识论方面，知几主张客观记载人文史事，如实地再现历史本体的实际，以保证人 类历史知识系统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惑经篇》说：“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 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锦驹之歌时有误曲而 辍其应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苛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 。”“爱”与“憎”都属价值情感或价值判断，史学研究当然不能完全排除价值，问题 是如何做到公正合理及恰到好处。同时本体论的历史又是史家不断对其认知的客体，而 史家则是能主动建构历史知识系统的主体，历史存在是独立的本体论实体，主体再现或 重构客体必须尽量准确无误，符合其存在的真际，不能巧伪失实，因此知几一方面重视 史家主体内在理性和内在资源的丰富强大，一方面也主张不断逼近历史本体以获取符合 历史真际的系统知识。《史通》处处都以是否直书实录作为衡量史书好坏的标准，主张 “善恶毕彰，真伪尽露”，“不掩恶，不虚美”，诃斥曲笔诬书，谤言奇说。当然史家 作为认知主体并不象照镜那样消极被动，他可以在社会和时代意识的烛照下积极能动地 认识历史现象，有选择地考察历史人物和建构历史事件，从中得出符合历史真际又为当 代人所需要的结论，并不断发展和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知几虽然对史家主体多有论述 ，但对主体内在资源与历史客体如何在接触过程中相互辩证转化，以及二者在建构有益 于人类发展的历史知识系统中分别具有怎样的作用这一问题上，仍缺乏周详的分析，更 未能提升到历史哲学的层次来反思。
    刘知几的历史观也值得我们重视。《因习篇》说：“三皇各异体，五帝不同乐，故传 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 柱而调瑟，刻舟以求剑也。”所谓“因俗”、“随时”，是说时间、地点、条件不同， 历史必然有所变化发展，史书也应有所调整改进，不能因仍旧贯，袭用不改，否则便是 胶柱刻舟，愚不可及。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因为“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古今不同，势使之然”，即客观条件决定了事物的发展 变化。以“随时”、“因俗”的历史观撰写史书，其方法自然不能永远守成不变。
    史书体例其实就是史家进入历史本体的具体方法，知几把隋唐以前的史书概括为六家 ：《尚书》记言，《春秋》记事，《左传》编年，《国语》国别，《史记》通古纪传， 《汉书》断代纪传。他认为《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是由于“朴散淳销，时移世异 ”，“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就是说史书的废兴与时间的移 动、世态的变化有关。《尚书》汇编公文，诘屈聱牙，艰深难懂（这个问题知几也有自 己的看法），宗周既灭，其体既废；晋朝有人偏要复古，孔衍编《汉尚书》、《后汉尚 书》、《汉魏尚书》，结果只能是无人颂读，难以流传。故知几激烈批评这类一味模拟 古法的人，以为他们是“事非改辙，理涉守株”，“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其书 受嗤当代，良有似焉”。首创编年体的《春秋》，措词隐晦，内容简陋，如流水帐簿， “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时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阙如，俾后来学者兀 成聋瞽者矣”。《国语》是国别史，也可说是地区史，反映春秋时期诸侯割据的特点。 但秦汉以后，我国已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时间长，分裂的时间短，虽然写分裂 时期的历史如司马彪《九州春秋》，崔鸿《十六国春秋》，陈寿《三国志》尚可肯定； 但从主流讲，在知几生活的隋唐时代，更不用说宋元以后，用这种国别的体裁写统一的 历史已不甚可行。
    值得一提的是知几对《史记》的看法，他认为《史记》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疆宇 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 ，而参、商是隔，此为其体之失者也”。自秦汉以后，皇权王朝走马灯似地轮换不停， 断代史包举一代，首尾完整，易于寻讨，能准确反映一个王朝的兴废。而纪传体裁并不 适宜写通史，特别在十九世纪大量考古发掘出现以前，若每一部纪传体史书都上攀三皇 ，远述往古，那只能是相互抄袭，因循重合，繁冗芜累，难以观览，如知几所说：“遂 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且撰次无几，而残缺遂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 诫也。”中国古代史学实践已经证明，在没有新观点、新体裁、新材料以前，除《史记 》外，用纪传体写通史没有一部是成功的。
    总之，知几总结“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的史学状况，按源流 将历代史书梳理为六家，认为只有“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 来作者，不出二途”，是从史学发展的实际着眼的，都是他承《易经》而来的“因俗” 、“随时”的历史观的具体展现。易言之，即他力图依据自己的历史观，寻找一种相应 的再现历史本体的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不仅不能脱离史书体裁，反而要透过史书体裁 以求得到最合理的运用。
    四
    前面提到，知几重视直书实录。《史通》有《直书》、《曲笔》专篇，从正反两面强 调史贵直书，反对隐讳虚美。他总结春秋以来的惩劝论和直书论，力倡史之为务，目的 在于彰善瘅恶，申以劝诫。他赞扬那些奋笔直书、无所阿容的优秀史家，是“宁为兰摧 玉折，不断瓦砾长存”，“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而假回邪以窃位，持谄媚以偷 荣的史家，则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他用“远 古”、“中古”、“近古”等时段范畴来表示不同的历史时期，看到战国、秦汉以后中 古时期史事复杂，文籍大兴，史书难以尽载，应刻谨慎删削去取，做到选事择人而书。 他的选事标准是关系国家兴衰，生民休戚；择人原则是恶可以诫世，善可以示后。他认 为“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其有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但“干纪乱常，存灭兴 亡以系，既有关时政，故不可阙书”，所以要大善大恶才能选入史书。可见他的直书论 与惩劝论是密不可分的。自《史通》撰成，直书与曲笔的界限十分清楚，史书选材的标 准也得到明确。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不诬事实，近于至公”（《通鉴》卷六十九） ，专述历代兴衰治乱大事，得失互举，善恶并书，很难说不是受《史通》启发，足见知 几影响之大。
    著名的史才论，《史通》未载，据新、旧《唐书·本传》及《唐会要》卷六十三，礼 部尚书郑惟忠问知几：“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他回答说：“史才须有 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史通·核才篇》慨叹“ 史才之难，其难甚矣”，可以证明史才论并非他人的虚构附会。“三长”具体指什么呢 ?他解释说：“夫有学而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货殖；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梗楠，弗 能成室；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简单地说，“ 才”是写作历史的表达能力；“学”是充分的资料和广博的学识；“识”有不同的解释 ，应在《史通》中找答案。《鉴识》篇辟头就说：“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核才篇 》说要有“铨综之识”，可见“识”是指会通的眼光，综括判断的能力。三者中“识” 最重要，否则虽学穷千载，书总五车，仍然会“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抵牾而不知其失 ”。
    说史识除铨综之识外，也包括了会通之识，还可举出两例。一是《汉书五行志错误》 批评班固举轻略重，见小忘大，是因为“习有不周，识无能鉴”，史家如果学有未周， 缺乏通识，就不能明察事理，洞悉优劣，以致闹出持善配妖、牵强附会的笑话。二是《 魏书》入主出奴，成王败寇，魏澹改收书，以非易非，其失弥甚；惟王邵撰《齐志》， 独无此失。《杂说下》斥责《隋史》“美澹讥邵，岂所通鉴乎”？他批评“世之学者， 或耽玩一经，或专精一史，谈《春秋》者，则不知宗周既殒，而人有六雄；论《史》、 《汉》者，则不悟刘氏云亡，而地分三国；亦有武陵隐士，灭迹桃源，当此晋年，犹谓 暴秦之地也”。他明确要求在会通全史的基础上，专精一个断代，即使是学派之争，也 要择善而从，短长互补。有人评论知几，说他反对通史，可见不懂会通；又说《鉴识篇 》“识有通塞，神有晦明”，“若据此以为刘知几有所谓‘通识’，那么‘塞识’又当 如何解释呢”？其实知几只是反对用纪传体写通史，并没有说过编年体写通史不行。知 几之前，仿《史记》通古为纪传的，无论梁武《通史》还是元晖《科录》，没有一部成 功；知几之后，也找不到一部可与《史记》相匹的纪传通史，只有司马光改纪传为编年 ，《资治通鉴》才与《史记》一样，成为天地间必不可或缺的史学钜著。由此可见知几 识力的深邃和敏锐。至于说“通识”之外还有所谓“塞识”，仅就题目看，“鉴”即有 明察、洞晓之意，如何能说知几不主“通识”而主什么“塞识”呢？何况《史通》一书 其他地方还多次论及“通鉴”、“通才”、“深识”，而他本人也是本着历史文化的智 慧通识与史学理念，来省察与判断隋唐以前上千年的史学现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