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近代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在本届历史科学大会中，以一个国家为主题的专题讨论会只有一场，这就是第三场专题讨论会“近现代时期的中国与世界”。讨论会在7月5日上午举行，各国学者七十余人参加了本场会议。中国参加历史科学大会的代表团名誉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冷溶致开幕词。他对专题讨论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各国学者参加讨论会表示欢迎，强调了研究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要性，并邀请各国学者到中国去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在本场讨论会上有两位中国学者、三位日本学者、一位德国学者、一位韩国学者、一位澳大利亚学者在会上发言，一位加拿大学者作了书面发言。这样9篇论文使得会议的内容非常充实。9篇论文中有6篇是讨论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的，2篇是讨论中国经济和对外经济关系的，1篇讨论中外文化关系。
    中国代表团团长张海鹏的论文宏观地讨论了20世纪中国与美国、日本和苏联（俄罗斯）关系的演变和发展。他从中总结出四点结论：第一，中国应当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平等成员，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并不是这样。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2001年中国经过长达十余年的谈判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这是中国成为国际关系中平等成员的两个标志性事件。第二，中国应当与世界各国进行广泛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闭关锁国不能使一个国家得到发展。第三，在与大国交往中，中国要以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为准绳，一个世纪的历史表明，意识形态从未成为国家关系的指导原则。第四，中国不应与大国结盟，也不在国际关系中寻求自己的特殊利益。
    日本学者川岛真以《中国的世界战略与近代外交》为题，集中探讨了20世纪头30年的中国外交。他指出，人们常用“弱国无外交”来概括当时中国外交，但实际上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是有成就的。第一，中国得以在治外法权、关税自主权和最惠国待遇等方面对不平等条约作了一定的修改，使中国的处境有所改善；第二，中国寻求更多的国际参与，在国际关系中起更大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凡尔赛和会，以及试图在国际联盟中起更大的作用；第三，保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在所有这三个方面，中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强调，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的外交政策有很大的延续性。
    韩国新罗大学教授裴京汉的论文研究了朝鲜人与20世纪初中国革命运动的关系。他指出，朝鲜人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他们看来，孙中山是反日、反帝、民族独立的象征，他们也希望中国的革命者能支持朝鲜的独立，实际上他们也从中国革命者那里得到了一定的支持。但孙中山于1924年在神户作大亚洲主义的演讲时没有一个字提到朝鲜，这不能不使朝鲜人感到失望，他们认为这是孙中山片面顾及中国利益的结果。
    德国中国学家、自由大学教授罗梅君就研究近代中德关系不同的方法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指出，有两种研究中德关系的方法，一种是传统的现代化模式，也就是西方习惯使用的冲击-反应模式。按照这种方法来进行研究，德国方面所有行为都是主动的、积极的，而中国方面的所有行为都是被动的、消极的。中德双方在双边关系中的作用也不对称，德国的作用大，中国的作用小。她主张使用跨文化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按照这种方法，第一，特定的双边关系总是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二，文化因素，形象与观念，各方对对方的看法是双边关系的一部分；第三，不仅两国政府，而且公司、个人都对双边关系起了作用。只有用这种跨文化的方法才能建立起平等对称的双边关系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朗的论文集中讨论了抗日战争对中国国际地位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的影响。他指出，在抗日战争前，中国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收复因为不平等条约而丧失的权利。在国际体系中中国不是一个大国，也没有成为一个大国的意向。但是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在同盟国和国际组织中以新的面貌出现；中国支持邻国的抗日战争和独立运动；中国更注重整个战争的进程，并派兵到境外作战，还在印度和英国之间进行调停；最后，中国为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做出了贡献。总之，抗日战争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是一个转折点。通过这场战争世界了解了中国的潜力和中国对保卫世界和平的战略意义；中国认识到，中国的安全是与世界和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寻求集体安全，中国才能有可靠的安全。
    加拿大学者内勒提供给讨论会的论文由评论人、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珀马兰兹代为宣读。内勒教授研究了19世纪80年代西雅图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指出美国的排华法案和排华行动不仅是不让更多的华人进入美国，而且要把已经在美国的华人赶出美国。暴力行为是这种排华行动的特点。但华人不是消极的，他们尽可能地作了抵抗，清政府以及中国驻美公使也力所能及地进行了交涉。
    以上六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不同方面。既有宏观的阐述，也有对具体双边关系的分析；既有对具体历史问题的探讨，也有对方法论的评析。这是本场讨论中的重点。日本学者久保亨和中村哲夫则从不同的视点研究了近代中国的经济问题。信州大学教授久保亨在题为《20世纪中国经济的延续性和非延续性》中指出，20世纪中国经历了四种不同性质的政权：晚清政府、民国初年的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许多人会以为中国的变化是很大的。但从中国经济政策的角度看，最大的变化有两次：一次是在30年代，中国经济政策从自由的经济政策转变为国家控制的经济政策；第二次是在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政策又从国家控制的经济转变为自由的经济政策。论文的重点是分析民国时期的经济政策，并具体地研究了孔祥熙、宋子文、陈公博、翁文灏、钱昌照、孙越崎等有代表性的人物。
    中村哲夫教授做了一个个案研究。他以长崎一家名叫泰益号的商号的档案为对象，研究了在长崎经商的中国商人对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中日关系的影响。他把这个历史时期分作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在日华人与日本政府之间互相支持，抵御西方侵入亚洲市场。在第二阶段，日本商号的实力不断增强，在长崎和神户的泰益号对华出口却不断下降，而增加了对日本统治下的台湾的出口。在第三阶段，日本的统制经济的政策使华商在中日贸易中本来所占有的微小的份额归于乌有。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教授冯兆基对近代中国关于自由的多重观念进行了重新研究。他阐述了梁启超的“公民自由观”，然后对关于自由的六种不同观念依次进行了扼要分析：解放；自我发展、独立与责任感；免于匮乏和恐惧；个人范围；精神和文化上的诉求；自治和自主。他接着指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自由的观念既注重人际的自由，也注重个人内在的自由；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并非与欧洲的看法完全不同；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注重双重责任感。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彭穆兰作为本场讨论会的评论人，发表了言简意赅的评论。他对各位报告人的论文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强调了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的重要性，从政治上中国起先是准备了长期的抗日战争，后来是进行了这场战争，而这场战争对于中国的前途、对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经济上，他同意久保亨教授的看法，这是中国经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另外，在抗日战争以前的阶段，中国的经济建设还是颇有成就的。他还强调了农民和农村对近代中国的重要性。他同时提到，在许多方面，中国的历史进程与周边国家的历史比较类似，而与大西洋的历史很不相同。而且中国与周边国家有许多联系，比如与东南亚国家，中国对东南亚的移民、与东南亚的商贸关系等，这些都应该在历史学家的视野之内。
    由于准备的发言较多，自由讨论的时间相对少了些。但各国学者还是饶有兴趣地就中国的区域研究、民族主义情绪、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同与会的中国学者进行了讨论。正如有的外国学者所说，本次会议也像许多国际学术会议一样，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而这正是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标志。（陶文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