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人权：从历史视角看普世宣言及斗争实践
    “人权：从历史视角看普世宣言及斗争实践”是本次历史科学大会组织的20个圆桌会议讨论的题目之四，也是其他许多相关圆桌会议讨论中经常涉及的问题之一。
    长期以来，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着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问题。许多人在口头上承认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但是却往往在实践中否认这一原则。从近代人权概念的提出开始，人权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就已经存在。从历史的视角来研究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当本届历史科学大会把这个问题列为大会圆桌会议的论题之一后，立即引起了世界各国历史学者的极大兴趣，大会组委会收到了世界各国历史学者提交的许多论文，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数十名历史学者参加了这次圆桌会议。
    会议由美国著名学者、印地安纳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杰弗里·沃塞斯托蒙（Jeffrey Wasserstorm）教授主持，美国著名人权史教授卡罗尔·芬克（Carole K. Fink）、澳大利亚著名历史学家、人权教授帕特里克·沃尔夫（Patrick Wolf）、美国学者彼得·沙陪德（Peter Zarrow）、荷兰学者弗罗里伯可·鲍德特（Floribert Baudet）等人做了重点发言。小组发言后，由巴西学者埃斯特范欧·雷曾德·马丁斯（Estevao Rezende Martins）和美国学者肯尼斯·克米尔（Kenneth Cmiel）进行点评，然后会议进行讨论。
    杰弗里·沃塞斯托蒙教授在致辞中指出，举办本次圆桌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从近代历史上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历史个案研究出发，来展示当前国际上关于人权问题的辩论，来分析在人权理论和人权实践上存在的矛盾。他强调人权问题的研究在最近十年显得特别突出，但迄今为止，缺乏从历史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力作。他还指出，过去对人权问题的研究，一般被认为是哲学家、法律专家和政治科学家的事情。但客观来说，人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学家研究的范畴。他说，由于历史传统和遗产不同，因而存在不同的人权观，并产生了不同人权观之间的冲突，特别是产生了普世人权观与特殊文化背景形成的不同人权观之间的冲突。如何评价和看待这些冲突，就需要对不同文化的人权观进行历史的研究。
    接着，杰弗里·沃塞斯托蒙教授提出了这次圆桌会议应探索不同人权观存在的“不可避免的转型”问题。他认为如果不同的人权观脱离了其文化和政治背景，就有可能转型。因此要研究如何实现不同人权观向普世人权观的转型问题。杰弗里·沃塞斯托蒙教授致辞后，会议就转入了发言阶段。
    这次圆桌会议的发言，具有内容新、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鲜明特点：所有的发言都围绕着当前令人关注的人权问题，以历史个案的研究来进行论述。例如关于在人权理论与人权实践存在矛盾的问题上，澳大利亚学者帕特里克·沃尔夫做了《系统、家谱和血统》的发言。在发言中，他以美国为例论证了在人权理论和人权实践中存在的矛盾。他认为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严重问题。而这种问题的存在，是有历史根源的。他从叙述美国目前在古巴关塔那摩海军基地虐待战俘开始，追溯到1789年美国宪法的制定上。他强调，从历史事实来看，美国大谈人权，却在许多问题上违反人权。在1789年宪法中，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一开始就标榜人权，但在宪法条款中，剥夺了印地安人、黑人和妇女的人权。目前在许多问题上，美国更是大谈人权，特别是大谈“人权高于主权”。但在实践中，美国办事却不考虑什么人权。美国军队虐待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的战俘，就是这样的例子。
    在少数民族和移民的国际保护上，美国伊里诺斯州大学著名人类学教授卡罗尔做了《对1920-1939年国联对少数民族的国际保护体系的评价》的发言，对该时期国联保护少数民族和移民的努力做了评价。
    由于参加这次圆桌会议的学者来自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对不同国家的历史都有相当的了解，因此发言的内容广泛而深刻。如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教授弗罗里伯可·鲍德特在题为《20世纪50年代在荷兰存在的人权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的发言，对当时荷兰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
    但是这次圆桌会议也产生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有的西方学者忽视或刻意贬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人权，从而引起了争议。例如在发言和讨论中，这些学者赞扬西方的人权观，认为西方人权观具有普世性，西方的人权观是全人类的标准。这种发言完全否认了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人权观中有合理、进步的因素。又如有的西方学者贬低东方国家的人权，他们认为东方国家在历史上没有人权可言。现任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的美国学者彼德·沙培德，在题为《反专制主义和中国人权思想的起源：1895-1919》的发言中，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专政主义统治下，没有人权传统，只是在19世纪最后几年，人权思想才开始从西方传入中国。他的这种思想不仅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欣赏，也得到少数东方学者的赞同。
    沙培德的发言，与历史事实不符，理所当然地遭到驳斥。“人权”这个术语，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这是事实。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却有人权思想和人权传统，这也是事实。因此我国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世安提出了与沙培德不同的看法。在发言中，李世安教授论述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的人权思想，特别谈到了儒家学说中的人权思想对世界人权思想形成的贡献。李世安教授的发言，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后来，杰弗里·沃塞斯托蒙教授和彼德·沙培德都发表了意见。虽然他们仍然批判中国的封建专制传统，但是承认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等人在批判儒家文化中的专制主义思想时，的确是采纳了儒家文化中的一些民主因素，如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传到西方后，成为西方国家进行“文官考试制度”改革的思想来源之一等。因此儒家文化对世界人权思想的影响，是值得研究的。
    总的来说，这次世界历史科学大会关于人权的圆桌会议讨论得非常热烈，在讨论中体现出的思想，基本上是积极和进步的。与会者在发言中，都承认从历史到现实，在人权问题上，人类社会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因此世界各国都要以1948年通过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指导，消除在人权问题上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在他们的发言中，从历史的角度对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并且言行不一的事实，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在涉及中国是否具有人权文化传统的问题上，他们批判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封建传统，但是也比较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中国儒家文化的人权传统。杰弗里·沃塞斯托蒙教授在致辞中提出的第一个观点，即需要对不同文化的人权观进行历史的研究，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而他关于人权观转型问题的观点，却几乎没有人响应。
    鉴于人权问题在历史上的重要性，除了这次圆桌会议外，其他的一些圆桌会议也讨论了人权问题。第20届世界历史科学大会还举办了妇女人权、老年人人权和儿童人权的历史圆桌会议，与人权历史专题圆桌会议相配合，使人权历史得到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在这些圆桌会议提交的论文中，有许多非常有价值的优秀论文。例如英国学者简·马丁（Jane Martin）博士，提交了题为《为妇女、教育和新社会而战的斗士马丽·布雷基斯·亚当斯：1855-1939》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简·马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论述了英国威尔士的杰出女权斗士马丽·布雷基斯·亚当斯的人权思想和实践。马丽·布雷基斯·亚当斯是威尔士的一个劳动妇女，终身致力于妇女的解放运动。她传播革命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为争取工人阶级和妇女的受教育权而斗争。她也非常关心儿童的权利问题。1915年，她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强调要唤醒工人，要认识到存在“阶级斗争”。她希望工人阶级武装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这种充满说服力的文章，对理解人权问题非常有帮助。有关她的文章，是从历史的视角研究人权的一个典型例子。
    第20届世界历史科学大会把人权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体现了世界历史学界对人权历史研究的重视。过去召开的世界历史科学大会，虽然也涉及到人权问题，但从来没把人权问题作为专题圆桌会议进行讨论，这次会议是第一次。通过这次会议，人权研究正式从传统的政治学、哲学、法学扩大到历史学。这说明人权历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独立的领域得到了承认。
    在这次世界历史科学大会上，与会的世界各国人权历史学者一致认为：从历史的视角研究人权的理论和实践，有助于消除在人权问题上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矛盾，有助于理解当前进行的令人困惑的人权辩论，有助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明的人权观的交流，从而有利于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第20届世界历史科学大会举行的人权问题圆桌会议，标志着世界人权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次会议在人权历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地位。（李世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