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作为历史问题的恐怖主义：概念、方法和结果
    如何正确理解恐怖暴行、恐怖主义和有效地开展反恐斗争，是“后9·11时代”最令人关切的现实问题。本届大会圆桌会议之十七就和这些问题密切相关。这个圆桌会议的主要组织者、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斯蒂芬·维特克罗夫特（Stephen Wheatcroft）称，他们办会的宗旨是要采用一种“辨证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上的一些与恐怖主义有关的问题，主要是研究“恐怖和反恐怖”在法国、爱尔兰和俄国历史上的几种经典的表现形态。何谓“辨证的方法”？按照维特克罗夫特的解释，关于恐怖主义的史学常常区分出两种恐怖主义：一种是由“国家行动者”推行的，叫做“国家恐怖主义”（state terrorism），一种是由“次国家行动者”也就是非政府的个人和团体推行的，叫做“次国家恐怖主义”（sub-state terrorism）。前者的典型例证是法国和苏联历史上发生的革命恐怖，后者则是类似于“9·11”事件那样的恐怖主义活动。以往关于恐怖主义的研究一般都以个人或集体心理方面的原因（如法国革命者关于“贵族阴谋”的集体忧虑心态，或俄国革命者的政治野心和“个人崇拜”等因素）为主要关注点，只是在国家恐怖主义问题上有一部分学者特别注意国家面临的种种内忧外患这种特殊环境的影响，并由此强调国家恐怖主义通常都是一种“防御政策”。而所谓“辨证的方法”，也就是力图在研究各种恐怖主义的时候把这两种关注点结合起来，并注意阐明两种恐怖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以避免解释的片面性。
    本圆桌会议共有7篇论文发表，其中两篇谈法国革命的恐怖统治（作者为澳大利亚的Peter McPhee和英国的Alan Forest），两篇谈爱尔兰的恐怖、反恐和恐怖主义问题（作者为澳大利亚的Elizabeth Malcolm和英国的Ian McBride），三篇谈俄国的恐怖与反恐问题（作者为澳大利亚的S. Wheatcroft、美国的Ronald Suny和Sheila Fitzpatrick）。最后由比利时的Pieter Lagrou和俄罗斯的Valary Tichkov做总评。
    现代社会的“国家恐怖主义”问题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因而要研究国家恐怖主义的历史自然对法国革命时期恐怖统治的问题无法回避。俄国革命深受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影响，其间也出现了非常突出的恐怖暴力问题，因而研究俄国革命中的恐怖统治，尤其是比较研究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中的国家恐怖主义问题，对于深入理解国家恐怖主义及其与现代革命运动的内在关联，乃至对于认识现代性和现代化进程的某些本质特征，都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在这方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诺·梅尔（Arno Mayer）最近出版的巨著《复伊的精灵：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中的暴力与恐怖》（The Furies: Violence and Terror in the French and Russian Revolu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isty Press, 2000）是一部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那么本圆桌会议为什么又特别关注爱尔兰的恐怖主义问题呢？按维特克罗夫特的看法，那是因为在19世纪60年代发生的爱尔兰芬尼社革命恐怖活动构成了“现代次国家恐怖主义”的源头（另一个源头是19世纪70年代俄国发生的反沙皇政府的恐怖浪潮）。和法国革命的恐怖主义比较起来，发生在爱尔兰或俄国的这种次国家恐怖主义的生命力似乎要强得多：因为法国革命的国家恐怖主义很快就在法国消失了，而爱尔兰和俄国的次国家恐怖主义却形成了一种长期延续的传统。此外，维特克罗夫特还特别强调了这一观点：爱尔兰的次国家恐怖主义实际上是对英国政府当时在爱尔兰实施的“国家恐怖主义”的一种抵抗（反恐怖）。1798年英国曾残酷镇压“爱尔兰联盟”的起义，杀害了3万爱尔兰人。这种国家恐怖并没有立即引发爱尔兰的“反恐”浪潮。19世纪60年代爆发的芬尼社起义只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武装叛乱，它只是在19世纪80年代才转变成恐怖活动。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主要也是一种武装叛乱，但英国政府的反应过于残暴，处死了许多战俘，这才引起了迈克尔·科林斯的报复，结果导致了恐怖和反恐怖恶性循环的复兴。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北爱尔兰叛乱实际上也是这一情况的延续。
    维特克罗夫特还认为，和爱尔兰的情况不同，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俄国恐怖和反恐怖循环是由次国家行动者肇始的，尽管事情的最初起因仍是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缺乏进步性。俄国的革命恐怖主义者最终炸死了亚历山大二世，但也随之导致反恐怖主义立法的出台。这种国家反恐立法侵犯了公民的各种自由权利，不过俄国真正的国家恐怖主义也只是在1905年革命后才通过实施戒严法大规模处决起义者和违法者正式开始的。斯托雷平镇压是俄国国家四次反恐怖浪潮中的第一次，后三次分别实施于1918-1922、1930-1931和1937-1938年间。这种国家恐怖的法律基础是由次国家恐怖主义引起的紧急状态，这种紧急状态在苏维埃国家早期的确很重要，但在后两次浪潮期间就远不那么重要了。可是苏联政府总是声称并可能也深信它面临的威胁是真实的。四大恐怖浪潮期间俄国各地恐怖主义的发展程度差异很大，一般说来在北高加索、西伯利亚、土耳其斯坦和车臣地区，恐怖和反恐怖的传统最为活跃。
    本圆桌会议关于“国家恐怖主义”及其与“次国家恐怖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讨论，很容易让人们联想起美国小布什政府发动的“反恐战争”。实际上在这个圆桌会议中，就有一些学者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战争行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俄国史专家罗纳德·萨尼（Ronald Suny）的发言。萨尼在批评当今美国政要对持反战态度的所谓“修正主义史学”的一些攻击言论时，显得很愤怒。他指出，被讥讽为“修正主义的”史学其实是最严肃、最注重事实的史学，它的兴起是一种健康的现象，反映了诚实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真实的孜孜追求；而这种史学不对美国政府的胃口，也恰恰是因为这个政府现在已堕落到只讲“可信性”而无视客观事实的地步，在它看来战前伊拉克究竟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相信它有--这实际上是在“靠公众短暂的和有缺陷的记忆来进行赌博”。
    萨尼认为这种政客式的“赌博”行为在历史研究中是行不通的：“历史学家不应满足于任何看似真实的、可信的解释，除非这些解释有证据支持。”然而令萨尼遗憾的是，当今西方的一些研究恐怖主义的历史学家竟也染上了这种政客的毛病，他们从某种意识形态成见出发，或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放弃对历史现象的种种客观原由的认真查考，仅依靠感觉上的“可信性”来随意解说，结果把史学变成了政治和论战。这种论战式的“恐怖主义史学”的典型代表，在他看来就是两部出自法国学者之手、目前正风靡于西方学界的作品：一部是弗朗索瓦·孚雷的《一个幻象的历程：论20世纪的共产主义观念》（1995年首版）；另一部是斯特凡尼·库图瓦牵头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镇压》（1997年首版）。这两个作品，前者力图在苏联发生的恐怖暴行和纳粹德国的恐怖暴行之间划上等号，后者则试图把共产主义恐怖描绘成比纳粹恐怖更邪恶的东西（但这只是主编库图瓦个人在该书的“导言”中表达的意思，其他作者在这一点上跟他还有所分歧）。孚雷此书的谬误，萨尼认为主要是“巧妙地”绕开了这样一些重大的经验事实，即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有别于斯大林主义的非市场性指令经济；共产主义与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和平等主义有历史的关联，而法西斯主义却要彻底推翻启蒙遗产；他认为，孚雷的谬误只是抓住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对资产阶级世界怀有共同的敌意这一点来做文章。对于《共产主义黑皮书》，萨尼的批评似乎更严厉：把苏联的“阶级灭绝”等同于纳粹的种族灭绝，实际上在使苏联的国家恐怖问题“非历史化”，因为苏联的国家恐怖被看成是和纳粹种族灭绝行径一样无法由正常的史学实践理解的邪恶了。而把历史事件非历史化，实际上就是拒绝对它进行仔细冷静的分析思考，就是要把史学解释的努力看作一种不正当的“理性化”或辩护行为。简言之，就是在取消史学。而且，在萨尼看来，更令人不安的事实是，这种书是组织专业历史学家、独立研究者和记者共同所写的一种假称为“历史的论战”著作--“这就提出了一些有关专业历史学家的实践、他们的中立和平衡的义务以及他们作为过去的道义仲裁者的角色的最严肃的问题”。萨尼还认为，相对来说，一些反对将苏联式体制等同于纳粹恐怖的史学著作（这类作品也很多）看问题的方法就要科学得多，如德国历史学家丹·代纳（Dan Diner）的《百年领悟：一种世界史的解释》（Das Jahrhundert verstehen: Eine Universalhistorische Deutung, Munich: Luchterhand, 1999）一书，就对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异与同两个方面做了很好的比较研究，指出斯大林主义是一种激进的非资本主义制度，而纳粹主义保持了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的要素，并辅以大量的国家统制成分；斯大林主义虽然大讲国际主义，实际上还是一种民族的国家主义体制。它也搞扩张，但比较谨慎、讲求实际。而希特勒在扩张上极其嚣张，近乎疯狂，所以西方民主国家最后要和斯大林结盟共同打击希特勒。
    萨尼的这些论述把讨论引向了苏联和纳粹国家恐怖主义的比较，这似乎有点偏离会议的主题。但他很快就通过对阿诺·梅尔《复伊的精灵》一书的评述，又把讨论领回到了法、俄革命恐怖的比较上。他认为梅尔此书实际上是对孚雷和库图瓦等人作品的一个回应。虽然梅尔和孚雷等人一样，也谴责革命的恐怖暴力，并认为这种暴力是可以避免的，但他毕竟提出了一套关于“为什么会发生恐怖”的理论，而且这理论还十分注重把内忧外患之类的环境因素和个人心理情绪及心态等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提供了用“辨证方法”做恐怖问题研究的一个优秀范例。（高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