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现代性历史的再思考：东亚道路和模式
    这是由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基金会赞助的一个专题讨论会，讨论会由现任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于尔根·科卡教授亲自召集和主持。2004年4月，同样专题的讨论会曾在北京由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和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共同发起举办。在悉尼的会议上，总共有四个主要发言，首先由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的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教授（Dominic Sachsenmaier）对北京讨论会的内容进行了概述。（注：详情请见琼岛所写的会议报导《“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实》，载《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随后，由来自韩国汉城的金璟东教授做了《在有选择的现代化中出现的另一种现代性》的报告。
    金璟东认为，应该把欧洲早期的现代化看成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是欧洲某些偶然的历史条件发生突变的产物。但是，发轫于欧洲的这种文化现象最终越出了欧洲的地理边界扩展到全世界，于是，这一现代化过程所造成的综合文化被定义为现代性。今天，我们可以从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来探讨这一问题，这样，就产生了那些非西方的后发的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的问题。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国际文化互相渗透的过程，然而，这种互渗的态势是倾斜的、偏向的和不平衡的。非西方社会必须决定它们如何应对来自西方的倾斜的国际文化的挑战，必须单独地做出某种适应性的回应。
    应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最初反应必然来自政治部门，那些掌权的人必须决定是敞开国门还是关上国门？如果开门，如何应对挑战？如果打开国门并接受外来文化，他们必须决定接受多少外来影响？接受哪些成分？按什么顺序接受？非西方国家的文化基础也会做出选择，这就是文化的弹性。也就是说，一个柔韧到足以愿意接受外来挑战和比较开放的社会比一个文化僵硬保守的社会更能够适应新的环境，因为它们已经积累了某些种类的文化并具备了能使现存文化了解、选择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所以，一方面，现代性有着一些基本的共同因素；另一方面，现代性不是一个已经定型之物，而是一种动态的正在出现的现象。
    东亚的三个国家在面临西方文化的挑战时反应是不同的。日本对挑战成功地进行了回应，通过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在中国是清朝的灭亡。在朝鲜是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从1910到1945年，朝鲜的现代化是在日本殖民当局的主持下进行的。这一时期朝鲜品牌的现代性是由朝鲜传统、日本文化（它是日本传统和西方文化的混合物）以及多少有些正宗的西方文化的混合物所构成。20世纪60年代之后，韩国实行了本土现代化，出现了经济飞速发展的“汉江奇迹”，创造这一奇迹的核心是多半在西方受过教育的技术专家和实用型知识分子。目前，虽然韩国在政治和经济范畴中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与任何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非常相似，但是传统成分（例如家长式的组织和统治制度、等级制、强调家庭的集体主义等）、殖民遗产却保留下来。
    第三个发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平研究员，他的发言是谈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他首先扼要地总结了近年来中国现代化的成就。近30年来，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平均GDP超过9％。其中，有3亿以上的人口脱贫，2亿从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至少1亿人口成为“中产阶级”。在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危机、动荡、内战和人口大规模迁徙的条件下，整个国家步入了小康社会。他认为，中国的这种发展速度不是旧式的现代化道路（指西方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可以实现的，而是带有中国特色，这就是勤劳的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乡村工业、农业内部的转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和家庭企业。中国之所以走这样的现代化道路是由于中国不同的历史条件，即旧帝国的基础、不同的经济类型、多元的地方特色以及社会主义的传统。这样，中国也提供了一种新型的现代化道路的模式。
    他认为，要认识这种道路首先要改变一下老套的思维方法，即只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他主张要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也就是说，中国有没有可能发展成另一种和谐社会，中国是否提供了一种变化了的现代性。这些都是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四个发言人是来自日本东京的中村政则（Masanori Nakamura）教授，他发言的题目《战后日本的改革（1945-1952），什么是战后民主？》。这样一个题目与上述两个国家学者的发言题目有一定差距，而且，中村政则教授的发言对日本式民主具有批判精神。这似乎体现了会议主持人的特别用意。
    中村政则强调战后日本的改革是战败条件下的改革，或可称为“战败的民主”。这种说法一方面表现了日本实行民主的来之不易，只有战败了才有机会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也强调了日本实行民主主要是从外部强迫的以及日本本国民主势力的虚弱。与德国和意大利相比，在战争中，日本国内几乎没有反对战争的力量。所以，战后尽管国际舆论普遍要求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但是，美国占领军注意到80％的日本国民赞同天皇制，不愿意反对天皇，因而有意保留了这一制度，实行了所谓“利用天皇制度却不支持它”的政策。这对以后日本的政治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朝鲜战争和冷战的开始，使美国对日本战后初期的政策发生了改变，从强迫日本实行民主到扶植日本成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和“远东的工厂”，他称这一阶段日本的民主是“冷战民主”。日本经济也在朝鲜战争中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据日本经济学家的估计，如果没有朝鲜战争，在1951年，日本GNP不可能有12％的增长，最多也只有9.4％，甚至是4.9％。
    对于日本民主的特点，中村政则认为，日本战后的民主是欧洲式民主、美国式民主和日本大正民主的混合，日本民主作为容器，把多党制和男性普选制包含进帝国体制的框架之中。在发言的最后，他提出，不可以说欧洲观念的现代性是稳定和没有缺陷的，世界历史上所体现的现代性也不是完美的理想。所以，我们应该去追求一种“可取的现代性”。这种“可取的现代性”不是欧洲式的民主，也不是美国式或亚洲式的民主，它应该产生于全世界人民所努力成就的各种民主观念的相互作用和渗透之中，产生于互联网之中。毕竟，民主是一种进程，一种确确实实的继续革命。
    对于上述几个发言，来自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评述和讨论。（姜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