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的基督教派别一般有3个概念：一为教派（denomination）；二为宗派（sect）；三为异端（cult）。通常，教派主要是指主流宗教派别，宗派主要是指边缘教派，英国称之为“独立教会（Free Churches）”，而异端，即中国人所说的邪教，往往是不入流的。在一般情况下，教派往往代表主流文化，而宗派则被视为边缘文化中的“边缘宗教”。由于处于边缘地位，宗派往往寻求与主流文化不一致的意识。在现代英国主流宗教走向衰落的同时，宗派却没有受到那么大冲击，这是英国基督教教派多元化的重要原因。当然，教派也好，宗派也罢，如何划分是个从来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仅福音派（Evangelicals）就有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福音派、18世纪英格兰基督教奋兴运动中的福音派、英国国教内部的福音派、20世纪初期美国福音派等等（注：详见《基督教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63页。）。
    如果说国教内部存在教派差别，就等于说国教本身就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是，教派纷争与不同宗教之间的差别、矛盾、甚至对立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国教内部的多元化，甚至基督教内部的多元化，都容易在主流文化的河流中相互渗透和交融，各种教派都可以生存下来。例如，在英国有一个后兴起的教派--福音派，该教派从来没有与英国主体宗教文化形成极端和敌对的关系，在不同时期，特别是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福音派与占统治地位的国教接近，被称为国教福音派，并通过国教走向英语社会。然而，在维多利亚时代高峰期过后，福音派的教条以及其特殊的神学思想，对于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不断发展的世俗化倾向十分迷惘，到19世纪末期，该派在教会与社会上的影响都走向衰落。然而，直到1970年，福音派仍旧在英国基督教派中十分强大，并在反对安立甘--循道派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福音派时而成为主流教派中的一员，时而又与主流宗教相矛盾，在成为后者的时候，福音派成为自由教派文化中的一个宗派（注：A.D.吉尔伯特：《后基督教英国的形成--现代社会世俗化史》，第143页。）。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天主教。在宗教改革以后，天主教并没有在英国销声匿迹。不但安立甘公教派成为国教的成员，即使没有服从国教的天主教徒也没有被消灭，只不过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罢了。但是，从17世纪开始就不断颁布的“宗教容忍法令”使天主教徒不但有了自己的生存可能，甚至有了发展空间。到了18世纪，宗教容忍政策真正实行后，英国天主教的势力不断壮大，从北爱尔兰移民过来的天主教徒数量不断增加，天主教从边缘宗教变成了最大的独立教会，并进入主流社会，在国教特权不断削弱的情况下，天主教与其他独立教会一样，成为基督教王国内部的成员之一，英国宗教多元化也成为基督宗教多元化。至于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来，英国在非基督教徒、非白人移民的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宗教信仰从基督教多元化走向多宗教多元化的表现则证明，以来自非洲和南亚的穆斯林、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等为主的非基督教徒不但使英国不再是纯白人社会，而且不再是纯基督教社会了。
    （二）从宗教规模和信仰虔诚程度出发，随着工业化、世俗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展开和延伸，现代英国宗教多元化主要表现在宗教规模和虔诚程度都在下降，参加宗教仪式和活动的人数也在减少，给人一种宗教走向衰落的印象；但同时，信仰上帝和潜意识中神的地位并没有动摇。这种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特征恰恰反映了当代英国，甚至可以说当代西方世界宗教信仰的特点和宗教在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与价值。
    在17世纪发生的改革、掠夺、内战、克伦威尔政权及其势去、艰难的“复辟”以及一代人以后不得不向其他教派采取宗教宽容的政策，都给18世纪英国国教留下了悲伤的记忆。奇怪的是，在英国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前夜，安立甘教却在英国社会（主要是英格兰）的政治、社会以及司法体制方面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这并不是英国国教重新一统天下的开始，更不是宗教信仰虔诚的加深，而是国教世俗化、信仰多元化的新表现。当时，人们更加看中的是形式而非内容。在许多英国教区，特别是教会势力曾经比较强大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如米得兰平原地区，资金匮乏，机构腐败，神职人员冷漠，已经严重削弱了基督教业已获得的心灵上对上帝的忠诚；而在南部和东部等人口集中的地区，那里的教会势力反而相对强大，在没有训练有素的牧师与精神偶像的情况下，安立甘教却在当地继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立法和政治功能。英格兰教会系统是当地管理和社会福利的基本单位，教会控制着从教会小学到大学的所有教育，它的主教出席上院会议，直到19世纪早期还有大约2000名下级牧师充当乡村法院的法官角色。直到1830年基督教会发生变化前，英国的教会在那里更像是一个法律机构或武装部门，这个部门提供报酬、身份和晋升的机会，以此来吸引绅士们的后代（注：A.D.吉尔伯特：《后基督教英国的形成--现代社会世俗化史》，第70页。）。
    从宗教组织看，至少到19世纪80年代，除有些早期组织衰落外，英国宗教组织在一战以前基本没有缩小规模的迹象，宗教仍然保持着社会核心组织的历史性重要地位。英国文化可能变得越来越世俗，但是各种各样的社会与政治因素在风俗习惯的帮助下继续在教会内部提供社会需求，去吸引和保持支持者，如果不这样，他们就会丧失自己的支持者。所以，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参加教会活动的英国人并没有大量减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宗教的前途如何光明（注：A.D.吉尔伯特：《后基督教英国的形成--现代社会世俗化史》，第76页。）。
    从时间看，英国宗教组织的衰落是没有规律的。在一战期间，所有的教会都有衰落的表现，这种衰落在20世纪20年代被抑制住了。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教会成员人数以及成员比例（指的是占全部成年人口的百分比）再一次下降。二战加剧了这一趋势，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又有所恢复。20世纪50年代初期，这种恢复甚至比起一战后的那种回光返照还更显不足。然而更糟糕的事件接踵而至，自从60年代成员数量的不断下滑，参加教会活动的人数、参加主日学的人数、洗礼的人数、准备成为专职牧师的人数都在下降，所有这一切都向我们展现了一幅英国宗教潜伏着巨大危机的图画。例如，仅仅在20世纪60年代这10年间，圣公会“复活节领餐者（Easter-Day Communicants）”在英格兰下降了24.5%，在威尔士下降了32%，在苏格兰下降了12%，1959年，苏格兰教会甚至在事实上已经停止统计“积极的领餐者”人数了。这种趋势直到70年代也没有实质性的逆转（注：A.D.吉尔伯特：《后基督教英国的形成--现代社会世俗化史》，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