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白寿彝先生对多种生产关系的认识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历史特点的思考在《中国通史》中得到深入阐发。参加《导论卷》撰写的吴怀祺先生指出：多卷本《中国通史》“从中国历史上多种生产方式并存这一最基本点入手，抓住了这一关键环节，以求寻找中国历史特点的内在依据”[5]（P97）。
    白先生认为：“在每个具体社会形态中，往往不是单一的生产关系，而大都是两种以上的生产关系同时并存。”[1]（P184）他还指出：“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时期，必然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生产关系并存，也必然有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的变革。”[1]（P188）他列举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事实，进一步阐明中国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的复杂性，突破了过去通史著作只重视一个时期的基本生产关系，而对同时并存的其他生产关系、对基本生产关系与其他生产关系的关系注意不够的局限，体现出白先生在理论上的创新。
    生产关系是最基本的物质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及经济结构。白先生在《中国通史》撰写中，从生产方式这一关键点切入，可说是抓住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在此基础上才能对其他社会现象做出科学的说明。他指出：“在每个具体社会形态中，往往不是单一的生产关系，而大多是两种以上的生产关系同时并存。这些生产关系虽然对社会的变化和发展都各自发生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所有的生产关系都成为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决定社会的性质。其中只有在社会里占有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构成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才决定着社会的性质、社会面貌和发展方向。其它那些不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虽然对于社会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它对于社会性质，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不起决定作用的。”[1]（P184）
    白先生“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思想在各卷编写中的具体体现，丰富了我们的历史认识。过去通史著作往往只重视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历史进程被描写成一种支配性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支配性生产关系，历史运动变成简单地沿直线轨迹发展，历史的复杂性、曲折性、变革与复辟、前进与倒退都没有得到准确说明。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改变了过去不注意研究非支配地位生产关系的状况，这对史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用唯物史观透视历史，把人类历史看成一个整体，地球上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都处在相互联系之中。白寿彝先生强调：“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是在世界的总环境中发展的，所以，中国史又有结合世界背景考察的必要。”[1]（P366）近代中国史学家在结合世界背景研究中国史时，要么“以为中国历史文化为世界之冠”，要么“以为中国百事不如人”[1]（P369），而我们现在的研究应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把中国史放到与世界的联系中去考察，才能发现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对世界发展的贡献与作用。
    《导论卷》专设《中国与世界》一章，集中论述中外历史研究相结合的问题。白先生把中国史放到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去考察，从这种高度与视野去研究，发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特征：“其一，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其二，中国文明在文化发展史上也未曾有断裂现象。”[1]（P349）一个文明在文化史上的连续性必须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文化赖以流传的工具或形式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是，学术传统（其中尤其是直接反映历史连续性的史学传统）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文化的精神内容的连续性。”[1]（P353）基于这两点，白先生指出，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的实质“在于中国文明具有的不断自我更新，自我代谢的能力”[1]（P359），从而有力地批判了认为中国文化凝固不变或具有停滞性特点的错误观点。通过与世界历史比较，白先生还发现了中国历史另一重大特征，即“中国文明没有中断，这是与国家统一的发展和巩固有密切联系的”，而“中国的统一之所以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民族关系的具体发展特点密切有关的”[1]（P365）。白先生对中国历史特征的这些论断，是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历史实际相结合进行研究的结果，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也为我国通史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这种研究方法也体现了白先生将古今中外历史融汇贯通的治史思想。
    三
    列宁说过：“历史是由千百万人独立创造的。”过去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史学研究借批判“英雄史观”淡化历史人物的个性和行为，实际上抽掉了历史最生动、最有教育意义的内容。历史发展毕竟是人活动的结果，离开人就谈不上历史，白先生指出：“旧史大量地写人物传记，其所持的观点是有错误的，但对写人物传记的重视，却是可取的。近几十年，人们重视摸索社会发展规律，在史书撰述中努力阐述历史的规律性，这是史学工作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但在另一方面，在断代史和通史的撰述中，都忽视了人物传记的编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1]（P323）为改正这一缺点，《中国通史》恢复了人物传记并给予重要地位，这是新时期通史编撰的重大突破。
    谈到人物传记，不能不考虑为什么人立传？如何描写和评价传主？如何把握历史真实和复原历史？如何处理传主生活时代与其人生历程等等不容回避的问题。对此，白寿彝先生在《导论卷》中明确提出：“中国历史上，有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有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宗教家、教育家，有文学家、艺术家，有优秀的医师、技师、工程师，有杰出的群众领袖、妇女领袖和英雄人物。我们不是把这些人物写得越多越好，而是要有选择、有主次地去写。有的人物在当时的历史地位是一种情况，随着历史的发展，他的地位就会有变化。所以写传记，不只要熟悉传主所生活的时代历史的全貌，有时还须有通史的见识。简单地专就某人的事迹写他的传记，是不会成功的。”[1]（P325）白先生将传记归结为人物群像，但并不是二十四史列传的简单翻版，而是既要体现杰出历史人物的功绩和局限性，同时也要将那些在创造历史中发挥了一定作用的人民群众和社会集团写入传记，这样就弥补了现行章节体中国通史见事不见人，根本不写人物传记的缺陷。
    撰写传记必然涉及人物评价问题。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如何评价，一直是史学界争论较多的重要课题。二十四史帝王将相纪传的作者都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隐恶虚美”，歌功颂德；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评价人物则大多不循陈见，论述得当。如《清史卷》对几位皇帝的评价多以翔实史料为依据，评价客观而公正。这些反映出作者严肃的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史家通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