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沈谋面前的学缘：罗振玉的中介意义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别署东轩居士等，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官至刑部主事、安徽布政史，曾参与张勋复辟，并因此而被逊帝宣统诏授为学部尚书。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为一时遗老之领袖，有《元秘史笺注》、《蒙古源流笺证》、《海日楼札记》、《海日楼题跋》、《海日楼诗》、《曼陀罗词》等多种著作行世。
    王国维与沈曾植初识于1915年春，但此前十多年，王国维即耳闻沈曾植之名，自称对这位同乡前辈“向往之切”，但十余年间，因“踪迹揆违，未得一奉”①。1916年初，王国维从日本回沪应聘哈园《学术丛编》主编，与同在上海的沈曾植居处甚近，时相问学，直至1922年沈曾植去世，两人密切的交往有7年之久。且与张孟劬、孙益庵并称为“沈门三君”，而“三君”中，王国维又格外受到沈曾植的赏识和器重。
    一个是被称为清末大儒的沈曾植，一个是被誉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两人沪上7年的交往意味着什么？是遗老与遗老之间的回味与咀嚼，还是大儒与大师之间学术的商榷与承传？是忘年之交？是同乡之谊？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似乎是梳理20世纪学术史难以避免的。
    就像无论是在何种背景或语境中说及王国维，总难以避开罗振玉一样，在王国维与沈曾植相识、相知的过程中，罗振玉同样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所以欲考量王国维与沈曾植的关系，不能不先考量罗振玉与沈曾植的关系。按照罗振玉自述，沈、罗订交于光绪戊戌年（1898）②，而罗振玉与王国维的相识也是在这一年。所以罗振玉在《五十日梦痕录》中将自己与沈曾植、王国维的订交放在一起撮述，或有深意存焉。然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于1898年并未系记此事，最早记载沈、罗交往的则是始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乃于此年9月28日沈、罗二人同受梁鼎芬招饮之事。1901年，因为盛宣怀筹议设立东文学堂，沈曾植对先预此事的罗振玉颇为重视，并推荐罗振玉任东文学堂监督。1907年，沈曾植拟创办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有关《高等学堂善后章程》均征询罗振玉的意见③。在20世纪初，罗振玉与沈曾植交往堪称频繁，甚至与王国维同为东文学社同学的刘季缨也与沈曾植有过交往④，但何以此时与罗振玉、刘季缨几乎同为出处的王国维未能与沈曾植谋面？特别是自1902年夏，王国维因为脚气病从日本回国后，即在罗振玉的推荐下，担任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的执事，直至当年11月受聘通州师范学校教席。这一时期，沈曾植虽然在京师任职，但期间与盛宣怀、罗振玉通信频繁，大旨在筹划东文学堂之建制、聘任教席以及翻译教材诸事，对于担任执事的王国维谅亦有耳闻。而且创办学堂，鼓吹教育，其实也是王国维在这一时期开始措意的。当王国维主事《教育世界》之时，沈曾植不仅寓目此杂志，而且其肖像也曾刊登在《教育世界》第7期（1904年4月上旬）的“肖象栏”内，题为：中国历史家沈子培太守曾植。虽然选择沈曾植的肖像来刊登，其中当有罗振玉的荐举之意，但作为实际主编的王国维与沈曾植之间，对此有所联系自然也是正常的，而且沈曾植致罗振玉的书信也往往以《教育世界》为接收单位⑤。所以从理论上推测，王国维与沈曾植应该是并不陌生的。陈鸿祥说：
    当《教育世界》揭载其照片时，王国维由于一直追随罗氏左右，自当得知罗、沈间的交往，以及沈氏在政界、学界的地位；而沈氏对于这位正在“专攻哲学”，沉浸于康德、叔本华、尼采诸家之书的“诸生”，却并无所知，对于他那些充满“西洋色彩”的“哲学上和文学上之撰述”，当然也无暇顾及。⑥
    说王国维了解罗、沈关系，自是不易之事实，但如果说沈曾植对于沉湎于西方哲学、美学的王国维“无暇顾及”，就不免轻率了。从此后沈曾植的有关话语来看，沈曾植对于王国维的研究领域，其实是颇有了解的。1914年7月，沈曾植致信罗振玉，言语之间，颇可见出他对王国维相关研究的关注应该非止一日了。他在信中说：
    吾国人今日罪恶，殆与希腊、罗马、印度亡年无异，其崇拜欧风，谈说欧学者，亦与希腊、罗马、印度之崇拜神话无异。以酒为浆，以妄为常，此程度之暴涨，乃与今日寒暑表无异。识病而后能医病，虽有旧学，固无能识，安自得医？此团体之变态心理，益演进而为无数个人之变态心理，疫虫毒菌，生化日兹，公能与静庵以哲学、心理、宗教、教育发挥，鄙人固亦尚一知半解，愿贡诸两公之前也。⑦
    沈曾植信中所云，已足可证明，沈曾植不仅关注过王国维的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的研究，而且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种研究对于扭转世道人心之罪恶卑劣，善莫大焉。而沈曾植表示自己也对此有“一知半解”。则无论是对王国维的了解，还是自己在这方面的认知，我相信《教育世界》杂志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窗口。
    不过关注与赞赏都不是两人见面的充足理由，对于1915年春的这场见面，因为蕴蓄了足够厚重的“前提”，所以就去掉了不必要的寒暄，而直接进入最本质的学术话题了。还是看罗振玉的记述，其《五十日梦痕录》说：
    前返里过沪，初与方伯相见。方伯为予言：“君与静安海外共朝夕赏析之乐，可忘浊乱。”指案上静安所撰《简牍检署考》曰：“即此戋戋小册，亦岂今世学者所能为？”因评骘静安所著，谓如《释币》及考地理诸作，并可信今传后，毫无遗憾。推挹甚至。老辈虚衷乐善，至可钦也。⑧
    罗振玉记载之日虽在1915年4月13日（二月廿九日），但所谓“前返里过沪”实是追忆1914年之事。则至迟在1914年，沈曾植已对其若干国学论著予以高度评价。1914年2月27日（二月初三），沈曾植致信罗振玉，即评价罗王二人曰：“如公历载所为及王君之哲理乐学，皆足为欧人先导之资，所谓质鬼神、俟百世。”3月27日（三月初一）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昨午见沈乙老，畅谈二时许。……乙老深赞大序□□之考证，斯世竟得知己，然恐无第二人也。”⑨罗振玉的知己之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20世纪的前二十年，虽然说“殷墟文字举世均不欲观”，也许略微过头，但总体受到冷漠也是事实，而罗振玉则认为从甲骨文字中正可探求三千年前之学术，这样就形成了罗振玉与当时学术界之间对甲骨文字价值认同上的矛盾。不过，在“举世”的冷落中，沈曾植应该是个例外。当沈曾植获悉罗振玉有意考订殷墟遗文时，曾作《寄叔言》一诗云：
    二酉山深是首阳，千秋孤索炯心光。十繇郑说文能补，六太殷官府有藏。梦里倘逢师挚告，书成不借广微商。残年识字心犹在，海水天风跂一望。
    对殷墟甲骨弥补殷史之价值以及罗振玉的考索之功极致称赏。后来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完成后，即录沈曾植此诗冠诸简首（并录有柯劭忞《岁暮怀人》四首之一），并跋云：
    予性孤冷，少交游，自江湖长往，与世益疏。子培方伯、凤荪京卿时时贻书海外，勉共岁寒。去岁知予将考订殷虚遗文，先后诒诗。均及兹事。所以期予者至厚。此篇告成，爰录之简首，以志予之樗散放废，尚能勉力写定者，其得于二老敦勉之力为多也。⑩
    所以罗振玉在编定《殷墟书契前编》寄呈沈曾植后，曾致信沈曾植云：“……惟此寂寞孤冷之学（按，指甲骨学），舍求正于长者外，即幸得印成，亦但有藏之穷谷，不任人间覆酱瓿也。”（11）则几乎视沈曾植为当世惟一知赏之人了。沈曾植之于甲骨学之兴趣，似素为学界所忽视，实际上在甲骨发现初期，沈曾植不仅对其价值充分认同，而且曾收罗购置了若干殷墟甲骨，对殷墟甲骨文字之意义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认识。1911年1月9日，沈曾植致信罗振玉即言及自己对于收藏甲骨文字的经历和兴趣云：“……安阳贝拓本，亟愿得之，多多益善。公所藏能应我求否？若文字有出公所藏外，亦愿购之，不求多也。旧所得亦有四五十枚，甲、骨皆有之，无人能拓，遂多年未启视，此事遂让公先鞭。读公书，钦且妒也。赏析之欢，京外殆无第二处。”（12）观此信，已足见沈曾植对甲骨文字久蓄研究之意，或诸事因循，未及措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