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与王国维正式会面近一年前的一封信，将他对王国维在史地研究上的期望——甚至若干值得研究的选题都已列出，昭然说出，而其以中西文献彼此参证的理念，更是与王国维不谋而合了。1919年，王国维有意开展蒙元史地的研究，沈曾植作于1893年的《和林三唐碑跋》（含《阙特勤碑跋》、《突厥苾伽可汗碑跋》、《九姓回鹘受里登哕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跋》三篇）曾是王国维抄录研读的重要文献之一。王国维后来作《九姓回鹘可汗碑跋》（收录于《观堂集林》卷20）也曾言及光绪十九年（1893），俄使喀西尼将原碑影本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属为考释，沈曾植遂为作三跋，以覆俄使之事。王国维多部关于蒙元历史、地理方面的著述，如《黑鞑事略笺证》、《圣武亲征录校注》等，其中也有沈曾植的引导与点化之功在内。如其《黑鞑事略笺证》即多次引用沈曾植的原注（55）。而《圣武亲征录》一书，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即因其叙述失次、语言蹇涩而未予收录，仅在“史部杂史类”中存其目而已，但随着道光以后学界对于辽金元三代历史及西北地理关注程度的加深，校勘此书的学者逐渐增多，特别是光绪朝之时，李仲约、文道希、沈子培等对此书“递有增益”，沈曾植的校本被认为“精细”、“精确”，与李文田校注本合刊于《知服斋丛书》中。李文田《校正元亲征录跋》曾云：“顷同邑龙伯銮主事来都应京兆试，欲乞沈子培刑曹校本刊之。沈校精细，迥出张、何之上，此书当遍行人间矣。一知半解，断不及沈校之精确，或亦有各明一义者，姑并寄伯銮，以俟采择耳。”（56）而王国维对此的关注很可能即来自于沈曾植。他在《圣武亲征录校注自序》中说：“余前在海上于嘉兴沈先生座上见其所校《说郛》本《亲征录》，为明弘治旧钞，与何本异同甚多。先生晚岁不甚谈元史事，然于《说郛》本犹郑重手校，未几先生归道山，其校本遂不可见。”（57）这是王国维抵京后的一段追忆，则其渊源可见。王国维在校注时对《说郛》本也特予重视，这与沈曾植的“郑重手校”也许是不无关系的。
    王国维对《水经注》的研究也获益于沈曾植甚多，从版本选择到研究方式，沈曾植都曾有提命。1922年春，王国维从蒋汝藻藏书中发现了《永乐大典》“水字韵”四册乃是《水经注》卷1至卷20，因在聚珍本《水经注》上予以对校，稍后沈曾植将自己珍藏的黄省曾本交付王国维，嘱其与《永乐大典》本再行校勘文字异同。1923年后，王国维至京师入值南书房，又见到多种《水经注》版本，欲再将诸本一一对勘，因沈曾植、蒋汝藻先后辞世而无由获得，而不胜唏嘘（58）。则在王国维《水经注》的研究中，沈曾植也曾是一个重要的引导者。
    再如《穆天子传》一书，此前学人多以神话小说视之，而沈曾植《穆天子传书后》则明确指出其中有“地理学者最可宝贵之典征”，其梳理西夏月氏由北方种族而西徙，即从此书择取重要资料。据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庚申年（1920）三月记载：“是月，于蒋氏密韵楼见卢弓父校本《穆天子传》，以校翟云升校注本，……先生又增释若干条，又兼采沈乙庵先生说注于眉端。”则王国维对于沈曾植评说《穆天子传》的内容应是比较了解的，故能采择其说，书于眉端。1925年冬，王国维撰《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或当受到沈曾植此文若干观点的影响（59）。
    王国维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也是承沈曾植等人著述而起。此书虽多经前人校勘，犹有未尽之处，王国维应该寓目过沈曾植的笺记，他自称自己的校注乃是“病洪、沈二家书之不传”（60），则其校注动机也可略见。
    沈曾植对王国维的善于捕捉有价值的题目深表赞赏。1915年4月，两人初识于上海，沈曾植即曰：“君为学乃善自命题，何不多命数题，为我辈遣日之资乎？”言毕，两人“相视大笑”（61）。沈曾植对王国维“善自命题”的评价其实是针对王国维的学术敏感性而言的，其实不仅王国维如此，沈曾植本人也是善自命题的，从王国维居沪时期以及进京以后的若干著述而言，其在选题或观点上直接或间接受到沈曾植的影响，乃是王国维自己也一再强调的事实。
    四、王国维眼中的沈曾植：以一歌一序一联一跋为例
    所谓一歌指《海日楼歌》，一序指《沈乙盦尚书七十寿序》，一联指沈曾植去世后王国维所撰挽联，一跋指《沈乙庵先生绝笔楹联跋》。歌与序作于沈曾植七十大寿之年；而联与跋则是写于沈曾植去世之后。这一歌一序一联一跋不仅集中反映了王国维眼中沈曾植的学术声誉和地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学术界的一种共识。
    1919年3月30日，适逢沈曾植七十大寿。此前一天，孙益庵告知王国维次日乃沈曾植岳降之辰。王国维于当日上午即致信沈曾植，告知自己“拟作《海日楼歌》为寿，已得初结，而中间未成，恐午后奉祝时，尚不得以初稿就正也”（62）。大概在沈曾植生日当天或此后不久，王国维完成了《海日楼歌寿东轩先生七十》的写作。《海日楼歌寿东轩先生七十》对沈曾植的道德文章作了极高的评价，其诗云：
    儒林丈人诗派宗，小鸣大鸣随叩钟。九天珠玉戛鎗鏓，狐裘笠带都士容。
    永嘉末见正始风，典刑文献森在躬。德机自杜符自充，工歌南山笙丘崇。
    将沈曾植“狐裘笠带都士容”的遗老身份，美如珠玉的诗文，自我充实的道德，作了充分的赞颂，并以“儒林丈人诗派宗”来概括其道德文章堪称是动乱之世的精神所寄。
    王国维在以《海日楼歌》为沈曾植七十之寿的礼赞之外，另撰《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对沈曾植在有清三百年学术史之地位作了充分肯定。其实早在一年前，罗振玉在致王国维的信中，已经提请王国维关注清代学术史，并以撰写专书为期待。他在信中说：
    近念本朝学术史宜早日为之，不可或缓。此书体例与欧美学术史不必相同。弟意本朝学术乃国家提倡之力居其什九，而乡里孤学独创于下者什一。此书之作，宜以圣制及敕撰诸书首列之。因国朝历算、天文、乐律、各国语诸学，皆圣祖开之，而敕撰诸书与四库书之编辑，直合唐宋明三代所为而一之，为前代未有之盛。然词科之设，为国初学术兴起之根元。至于乾嘉学术之盛，则两朱、阮、毕诸人提倡之功。皖中学术，虽倡于二三布衣，然东原之入词馆，声价愈增，见闻愈广，则仍不能不归功于上之提倡。故曰国家提倡之力什之九，成乎乡里孤学者什之一。想先生以为然也。此盖其大体。其间流源派别，亦自分明。使今日我辈不为之，异日恐将如日本之作我国文学史者，无一道着语矣。弟病体未复，惮于检查，先生明岁何不为之？若行箧书卷不足，即稍简亦无妨，此不朽之业，亦我辈不能辞之职分也。意有所触，书以代谈，先生其有意乎？（63）
    引述文字较长，但可以从中看出罗振玉对于清代学术史的关注已具备一定的理念和体系，其所谓“国家提倡之力”与“乡里孤学独创”之间什九与什一的比例，未免显得夸大，但其民族观念和学术“职分”意识仍是值得我们敬重的。罗振玉虽然在1930年因赴日本讲学而撰写并刊行《古今学术之递变》、《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二书（64），但在1918年初，他只是将这一初步的想法告知王国维，希望王国维能充此撰写之任。而王国维在接获罗振玉此信后的数次复信，并未接谈罗振玉的这一话题（65）。而到了次年3月末，正逢沈曾植七十寿辰，王国维或许因罗振玉的建议而起，或许是论沈曾植之学术地位，势必不能脱离清代三百年学术史的语境，故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在勾勒清代学术史的基础上，对沈曾植的学术地位作了准确的衡诂。其开篇即是“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故研读此序，不能不联想而及罗振玉此信。
    “学术三变”之说是否闻诸罗振玉？已不可详考。但毋庸置疑，这种纵向的考察与分期，确实把握了清代学术的基本走向和阶段特征。王国维以清代初年、乾嘉、道咸以降作为清代学术“三变”的代表时期，基本上也为后来梁启超、钱穆等梳理清代学术史的格局时所吸收。清初以顾炎武为代表的“经世之学”，格局恢宏，堪称为“大”；乾嘉以戴震为代表的“经史之学”，穷探极研，堪称为“精”；道咸以来以钱大昕为代表的经世与经史合为一体之学，虽各有偏至，而志在趋“新”。在此背景之下，王国维将沈曾植的学术贡献与学术地位作了如下阐述：
    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盖不待言，世之言学者辄伥伥无所归，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突，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