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透示的信息十分重要。沈曾植一方面对王国维的哲学、心理学等的研究表达了赞赏，这意味着沈曾植极有可能读过《静安文集》或王国维主事的《教育世界》杂志；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希望王国维继之研究蒙元历史和西北地理的愿望。换言之，早在与王国维见面之前，沈曾植已然将王国维视为自己可以信赖的学术传人了。因着这种感觉，沪上七年，沈曾植才会不吝将自己的若干想法转述于王国维，为王国维的若干著述启示门径。可以说，王国维与沈曾植两人属于彼此称赏的关系，沈曾植敏锐多识，而著述较少，王国维思精博学，而勤于著述，两人正有一种互补的特点。
    如果要再深论，沈曾植与王国维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确实是轩轾颇甚。1901年5月28日，沈曾植曾致信丁立均云：“……万一果改学堂，犹望公为经学留一隅之地。总之，断断不可习西文，断断不可延洋教习。”（81）沈曾植十分担心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以他国文字兴而以本国文字废。这当然是沈曾植一时之看法。事实上，无论是他后来参与筹办的南洋公学东文学堂，还是更后一些的安徽高等师范学堂，习东文西文，聘请洋教席，都是学堂的重要事物之一。但对照王国维这一时期，正是对西学、日语、英语等勤奋学习的时期。不用说，在20世纪初的中西思想观念争锋中，沈曾植和王国维恰恰处于颇为对立的位置。但时代与思想往往都是处于变化之中，所以当王国维从西方学术思想中执意回归中国古典之时，沈曾植也发现了西方学术思想的价值。如此几乎相反的经历，却从整体上弥合了两人思想的分歧；而且因为两人见面恰恰是在中西思想的整合完成之后，所以这种相反的经历居然不露痕迹地泯灭在两人的交往之中，反而显得其独有的亲切。
    五、余论：继往哲开来学者，舍公而谁？
    昔张之洞曾评价沈曾植“思力深沉，学问淹雅”（82），辜鸿铭《硕儒沈子培先生行略》称其为海内学者奉为“泰山北斗”，俄国学者Keyserling在经辜鸿铭介绍拜会沈曾植后，也将沈曾植视为“中华悠久文明之代表者”（83）。罗振玉称赞沈曾植“文章风节，并世曾有几人”（84），又称其“一人系人伦学术之重”（85）。沈曾植对自己的学术敏锐颇为自负，但也感叹于研究成果问世之迟，所以晚年曾无著述之念。他在1915年3月29日致罗振玉信中说：“著述久已绝念，旧稿发端在东西学者之前，问世已落东西学者之后。”（86）故不免心神涣散，自嘲略得“鬼趣”（87）。实际上，王国维刚从日本回到上海时，对沈曾植也不免有“博学无成”（88）的感叹。而在此前数月，王国维主编《学术丛编》时，罗振玉提议可以考虑向外征稿，而王国维在回信中便直言沈曾植之文“亦未必尽当我辈之意”（89）。则就学术成就而言，王国维对沈曾植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但综合沈曾植一生的学术成就，其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有学者称誉沈曾植在近代学术转型期中“一手牵着传统，一手攥住现代”（89），是带有过渡意义的人物。所以沈曾植的去世，给当时学术界带来的震动可想而知。
    大凡斯人已逝，其遗著的编纂便不能不格外受人关注。在罗振玉看来，沈曾植遗著整理编纂的最佳人选，非王国维莫属，而王国维也以此自任（90），而沈曾植的“行状”，罗振玉也认为“非公为之不可”（91）。除去沈曾植与王国维彼此的忘年关系，以王国维为沈曾植学术传人的意思，看来也不仅出自以罗振玉为代表的老辈学人，王国维自己也似乎对此是颇为自觉的。虽然遗著编辑及行状撰写诸事，由于一些外在的原因，王国维最终不克与事，但检读王国维与罗振玉在沈曾植刚刚去世之时的数封信件，在在可见出王国维对于传承沈曾植学术的自任意识。
    这就不能不再次提到罗振玉。罗振玉1916年2月19日致信王国维云：
    抑弟尚有望于先生者，则在国朝三百年之学术不绝如线，环顾海内外，能继往哲开来学者，舍公而谁？此不但弟以此望先生，亦先生所当以此自任者。若能如前此海外四年余，则再十年后，公之成就必逾于亭林、戴、段，此固非弟之私言也。（93）
    罗振玉不仅此前劝说王国维弃哲学、词曲研究而专研国学，而且殷殷引导王国维从事流沙坠简、甲骨文字等的研究。1916年5月10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
    回忆此事研究（按，指殷墟甲骨文字研究），先后垂十年，积铢累锱，遂有今日。当今之世，舍公而外，尚无能贯彻此书者。譬犹以数分钟观博物馆，徒讶其陈列之众，竟无人肯以长久之时日，一一细览之者。不知异世有潜心搜讨如公与弟者否？弟窃谓考古之学，十余年来，无如此之好资料，无如此之关系重大，无如此之书痴为之始终研究。今有之，而世人尚罕知贵重，可哀也。但此次考证，既竭吾才，尚求公再加讨索，以竟此事。弟不过辟丛蚕、通途术而已，今世士竟弟之业者，舍公外无第二人。幸屏他业，以期早日成就，何如？至成就以后，存亡绝续，则听之天命，我无责焉矣。（94）
    罗振玉的这一节文字，不仅将自己在众人忽忽我独醒的情况下从事甲骨研究的历程作了梳理，而且将自己对甲骨学的学科和研究方法上的开创作了说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罗振玉只是将自己定位在“开创者”的角色，而对“竟其事”者则寄望于王国维，而且王国维是罗振玉认为堪当此任的惟一之人。
    其实从罗振玉的大量书信来看，这种“舍公外无第二人”的感觉也不仅仅限于甲骨学研究，罗振玉常常是从整体学术研究的高度来如此评价王国维的。如1916年6月7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方今海内学者，以弟所知，公以外，无第二人可与公抗者。”（95）这种一再的强调，当是出于罗振玉内心对王国维学术境界的高度认同。而1917年10月15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似乎可以理解为对殷望王国维的一种补充说明，其中涉及到沈曾植、罗振玉、王国维三人之间的学术因缘。罗振玉在信中说：
    彼（指沈曾植）望弟为梨洲、谢山，所望至厚，然弟则已颓然，如黄山茅棚中入定老僧，在不生不死间，尚何能为！ 乙老望之弟者，弟不能不望之先生。将来能以稽古余闲写诸老之心事，俾昭示来兹，于世道人心，裨益甚巨。请公勿忘此言也。（96）
    应该说，沈曾植的期望并非无据。而且，早在1911年初，沈曾植在获读罗振玉著作后，即致信极为称颂。其信云：“大著三种，尽一日夜之力竟读之。地学精确，石史甄核，固已轶驾前贤，而殷篆一编，绝学创通，遂令吾国小学家忽腾异彩。公自今在环球学界伟人中高居一席矣。”（97）“绝学创通”、“环球学界伟人”这样的用语，沈曾植如此慷慨地赠予罗振玉，可见罗振玉之学术在沈曾植心目中的地位。当然，其中也极有可能包含着沈曾植的自许之意。在稍后的20年代初，罗振玉的考古学声望不仅吸引了北京大学蔡元培、马衡等的注意，有意聘其担任北京大学考古学导师，也吸引了法国“博士院”的注意，敦请罗振玉担任考古学通信员（98）。而罗振玉的眼光同样也是敏锐的，他的预言后来也果然成为现实。则回看罗振玉“舍公其谁”的殷殷期待，20世纪若没有王国维的出现，则沈曾植之后的学术史不免要逊色很多。这一点，不会有人怀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