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网-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

历史网-中国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历史朝代顺序表、历史人物故事、看历史、新都网、历史春秋网

论王国维与沈曾植之学缘(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 彭玉平 参加讨论

简述沈曾植对甲骨学的这一番关注,笔者并非旁逸于本文主题之外,臆呈博闻,而是因为沈曾植的这种态度,为他对王国维的赏识奠定了重要基础。不过,沈曾植对王国维《殷虚书契考释序》的“深赞”在其“考证”方面,即在于王国维“考”索有清三百年小学发展之轨迹,而“证”成其清代小学古文、诂训、《说文》、古韵之学彼此匹敌构成清代小学的基本格局之说,并非对其甲骨考证成就之赞赏,因其时王国维尚未深涉甲骨之学也。
    1915年4月中旬,经罗振玉介绍,王国维与沈曾植相识于上海。1915年3月22日罗振玉致函沈曾植云:
    ……前呈拙著,想已惠览。深愿得长者一言,借知得失也。月内王君静安送眷回国,届时当晋谒左右。渠久仰名德,深以得接謦欬为幸,想长者必愿与纵谈也。
    4月1日,罗振玉再致沈曾植信云:“静翁返国,当可畅聆麈论。”(13)实际上,罗振玉稍后回到中国,拟踏访殷墟故土,原是有意请沈曾植、王国维两人同游的。信中所谓“前呈拙著”,即指本年正月初委托其弟罗振常代呈之《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其序和后序均为王国维所作。只是后来王国维与沈曾植见面的细节甚至日期都没有记录下来,王国维自己在《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自序》中有“乙卯春归国展墓,谒方伯于上海”(14)之语,日期是含糊的,所以《王国维年谱长编》和《沈曾植年谱长编》都无法系以准确日期,但王国维与沈曾植在相知相闻十多年后终于不再缘吝一面,这却是事实。1916年春,王国维因哈园之请从日本回到上海担任《学术丛编》主编,居住在离沈曾植不远的地方,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自序》说:“丙辰春,复来上海,寓所距方伯处颇近,暇辄诣方伯谈。”从此时相造访,彼此赏识,传为佳话。真正意义上的王国维与沈曾植的交往才算开始。此后沪上的诗社雅集、名流清谈、谈艺说文,沈曾植与王国维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1919年,浙江当局拟续修《浙江通志》,敦请沈曾植为总纂,沈曾植遂再聘请王国维、朱祖谋等任分纂,共襄盛事。而1918年初,王国维在是否北上任教北京大学的问题上也曾征询沈曾植的看法。从两人交往的密切以及交往内容的广泛来看,其实已超越了一般的问学,而是多了一份情感在内了。
    二、沪上七年的诗歌交往
    王国维回到上海后,与罗振玉商量学术、疑义共析的“习惯”虽然依靠频繁的通信维持着,但这种越洋书信不仅有时间上的延滞,而且形诸笔墨的交流文字毕竟不如当面的讨论来得彻底。所以罗振玉的影响不免较以往略有削弱,而沈曾植则实际上取代了此前罗振玉在王国维心目中的学术地位。他在致罗振玉书信中亦云:“在沪半载余,惟过乙老谈,孤陋可想。”“然处此间久,除乙老外,无可共语者。”(15)此前在日本的生活,正如罗振玉在《集蓼编》中所说:“予在海东时……王忠悫公尽屏平日所学,以治国学。所居去予不数武,晨夕过从。”(16)如今在日本与罗振玉的“晨夕过从”变成了与沈曾植的“惟过乙老谈”,过从谈话的对象变了,但内容倒是依然在国学的范围之内的。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载:“沈先生每见一书画或金石墨本,必招先生往,相与商榷。沈先生笃老不著书,惟以吟咏自娱,故常与先生相唱酬。先生每成一文,必先以质沈先生。”王国维《和巽斋老人伏日杂诗四章》有“平生子沈子,迟暮得情亲”之语,其师事沈曾植的心态,乃是并无讳言的。
    今检静安诗稿,其与沈曾植之间颇有诗歌酬唱,甚者有往返至三四叠者。其中既有沈曾植首唱者,也有王国维首唱者。现存最早的沈、王唱和诗约在1916年8月中,因王国维请沈曾植为书扇,沈曾植为书《伏日杂诗简静安》四律并索和,王国维约在8月末作《和巽斋老人伏日杂诗四章》以报。沈曾植在接获王国维和诗后,再作七律一首以奉,王国维也作《再酬巽斋老人》七律以和。这数度酬唱,从体制上而言,先五律,后七律,从韵部来看,也不步原韵,可见其酬唱之随意,只是借酬唱的方式表述彼此心情而已。这一组唱和诗既各自自明心志,也涉及到对彼此的评价。如沈曾植的“寂寞王居士,江乡寄考槃。论宜资圣证,道不变贞观”数句,即对王国维沉潜学术的精神予以了赞赏;而王国维和诗:“平生子沈子,迟暮得情亲。冥坐皇初意,楼居定后身。精微存口说,顽献付时论。近枉秦州作,篇篇妙入神。”“子沈子”一词先见于陈衍《冬述四首示子培》之三中的“告言子沈子,诗亦同光体”之句,王国维当是借此表达对沈曾植的师事姿态,同时也直陈彼此“情亲”的忘年关系,对于沈曾植学术识见之精微,更是表达了叹赏。不过诗中对沈曾植“篇篇妙入神”的赞誉,到了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中,却变成了“晦涩难解”,认为其不如前此诸章(17)。看来王国维对于沈曾植这一组诗的理解是有困惑的。不过,王国维的这一困惑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作为晚清“同光体”诗人的魁杰,沈曾植诗歌的晦涩难懂几乎是得到公认的,这不仅与沈曾植深于学问特别是邃于佛典有关,也与沈曾植关于诗歌“诗人之意,岂尽人而知耶”(18)的创作理念有关,所以其“以经发诗,因诗见道”(19)。陈三立《海日楼诗集跋》云:“寐叟于学无所不窥,道箓梵笈,并皆究习;故其诗沉博奥邃,陆离斑驳,如列古鼎彝法物,对之气敛而神肃。”(20)辅以在师法上,沈曾植偏嗜李商隐、黄庭坚等,难免会形成深文隐蔚的风格特色,所以王国维的这种感觉其实渊源有自。当然王国维同时也认为自己的和诗亦“苦无精思名句”的。不过这种直言的感觉更多地着眼于诗艺方面,若求诸两人之关系,则略拈数语,即可见一斑了。
    沈曾植与王国维的再一次诗歌酬唱则是从戊午年冬至日(1918年12月23日)开始的,王国维首作《戊午日短至》以奉呈沈曾植,而沈曾植则以《静安录示短至诗和韵奉教》二首相答,王国维再作《东轩老人两和前韵再叠一章》相复。这一组唱和诗作于1918年末,正是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南北局势处于动荡之时,则这组唱和诗中所包含的“讥切时政”的意思确实是颇为明显的(21)。不过难以指实而已,但王、沈之间借此表达了他们共同对时局的关注,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王国维与沈曾植之间,除了诗歌唱和之外,王国维也有若干首诗歌是为沈曾植而写的,如《题沈乙庵方伯所藏赵千里〈云麓早行图〉》三首,即是承沈曾植之请而题写的,而他的《海日楼歌寿东轩先生七十》则是为沈曾植写的祝寿歌。1920年2月18日小除夕,沈曾植赠水仙钓钟花,王国维感赋《小除夕东轩老人饷水仙钓钟花赋谢》五古一首,畅叙感喟及交情。其中对比沈曾植与自己诗风高下数句,很有意味。诗云:“公诗天下雄,揖让苏与韩。我惭籍湜辈,来厕晁张间。”王国维不免自谦,但他对沈曾植浸润苏轼、韩愈之风而自饶雄奇沉郁的诗风的体认,则是颇为准确的,这与后来汪国垣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评价沈曾植“间出入韩、苏”的看法也是大体一致的,或许王国维此议更有导夫先路的意义。
    王国维1917年8月间所作《游仙》(如盖青天倚杵低)一首,虽是对1915年所作《游仙》诗断句的再续,但因为时隔两年,其中颇有对沈曾植在7月初北上支持张勋复辟而终归失败的感慨在内。而另外一首《梦得东轩老人书,醒而有作,时老人下世半岁矣》则作于沈曾植去世半年之后,王国维时入值南书房。“昨宵忽见梦,发函粲琳琅”以下真至性至情之语也。王国维备叙梦境而语语呜咽,结以“欹枕至天曙,涕泗下沾裳”,其痛切心情可知。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栏目列表
历史人物
历史学
历史故事
中国史
中国古代史
世界史
中国近代史
考古学
中国现代史
神话故事
民族学
世界历史
军史
佛教故事
文史百科
野史秘闻
历史解密
民间说史
历史名人
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