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认为沈曾植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兼有继承前哲与开创来学的双重意义。堪称世变时代“学术所寄者”，等同于“邦家之基”、“邦家之光”。王国维对自己的这篇寿序，自认是“藻周虑密”（66）的，但可能超出了沈曾植的自任。所以沈曾植在后来寓目此文（或许也包括王国维所作的《海日楼歌》）后以“大篇度不敢当，然名理雅意，固所忻迓”（67）相复，谦逊之中，也不无欣慰之意。后人对于王国维的这一份礼赞，亦大体认为是“符合实际”的（68）。不过，如果把王国维对沈曾植学术地位的评价当作一种很个人化的看法，也是有问题的。实际上，称沈曾植为“同光朝第一大师”（69），或类似的说法并非个别。
    沈曾植于1922年11月20日去世，这多少让王国维感到有些突然，因为在王国维的感觉中，沈曾植的命限似乎未至，他在1916年12月29日致信罗振玉云：“乙老多痰，然无甚病，尚足支十年。”（70）如今不过才过了六年而已。这种“意外”自然会让王国维感到格外悲痛，因为沈曾植是王国维心目里沪上惟一可谈之人，而今驾鹤而去，其心里的空落之感是可以想见的。王国维情动于中，撰联挽之曰：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
    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上联主要赞颂沈曾植之诗人、学人和哲人本色，下联则从家孝、国忠、世界先觉角度称颂其德性。其实为学人——尤其是大学者撰挽联，这也几乎是常规的模式。所以凭借下联数语，就断定王国维是站在遗老立场抒发的遗老之感，也许是要再行斟酌的（71）。沈曾植的忠君固是公论，而王国维的“遗老”情怀却是颇有特殊性，起码与一般遗老是不同的。譬如对于沈曾植北上支持张勋复辟一事，王国维在致罗振玉的信中是颇持保留态度的。不过盖棺论定，沈曾植“为国纯臣”的历史定位其实也是不用王国维此联而已然论定的了。由孙德谦执笔的《浙江通志局同人公祭沈乙盒尚书文》就直称其为“邦国之桢”，并如此赞颂其气节、志趣云：“先生之节，贞兹后凋。东陵絜行，南村峻标。菁羹自乐，蒲纁枉招。甘是堙暧，夷叔匪辽。先生之志，阳秋尊王。玉帛归夏，金轮复唐。山河再秀，日月重光。功垂止篑，易箦不忘。”（72）将这一代表了浙江通志局同人的评价与王国维所挽之联对勘，其精神其实是一致的。
    回到王国维的上联。大诗人、大学人、大哲人的评价，窃以为倒是中肯的。沈曾植作为同光体诗人的代表，其为一代诗魁的地位在生前即已得到公认，而其在地理、音韵等方面的学术建树，也是得到广泛赞誉，大哲人可能与沈曾植晚年邃于佛学有关，其晚年诗词便多阐释佛理者，则王国维的“三大”之评，也堪称的评。同样可以参考《浙江通志局同人公祭沈乙盦尚书文》中的相关评价：“先生之学，闳综艺文。履絇振远，掷钵悟真。旁该宪问，蔚然颛门。万流宗仰，超世轶伦。先生之文，义闚雅诰。越石清刚，文泉奇奥。坠典星罗，炫辞烟埽。合坐易惊，前良斯傲。”（73）论学论文，要在以其宏阔奥深而以一代宗主视之。以此看来，王国维自评此挽联“语未修饰而意颇到”，罗振玉评其“挽联至佳”（74），也是有道理的。
    将王国维之挽联与《浙江通志局同人公祭沈乙盦尚书文》对勘，再来看王国维为沈曾植绝笔楹联所书跋文，其间意脉承贯乃清晰可见。沈曾植在去世前一日（1922年11月20日）曾书楹联两副，其一为：“石室竹卷长三尺；山阴草迹编千文。”其二为：“岑碣熊铭入甄选；金砂绣段助裁纰。”这两副楹联虽是同时书写，但王国维的《沈乙庵先生绝笔楹联跋》其实是针对第一副而言的。王国维对此联的评价主要是“气象神采，炜煜如是”八字而已（75）。然此跋评论楹联气象笔力犹在其次，要是开头数语，以略带夸张的口吻表达了对沈曾植的极度崇敬之意。其文曰：
    东轩先生弥天四海之量，拨乱反正之志，四通六辟之识，极深研几之学，迈往无屑之韵，沈博绝丽之文，虽千载后，犹奕奕有生气，矧在形神未离之顷耶！（76）
    跋绝笔文字，难免中心涌动而不能已，所以王国维在跋尾，甚至以沈曾植为“神不灭论”的范例视之。但对照《海日楼绝笔楹联》其他人之题咏或跋文（如胡嗣瑗等），他人之评多侧重于沈曾植临去之前的从容以及书艺之佳胜，并无王国维如此激情洋溢的文字。王国维借一副楹联而将沈曾植的量、志、识、学、韵、文悉数写出，而且用语颇臻极致，其间情义自是眷眷可感。其论识、学、韵、文，其实是将挽联中所说大诗人、大学人、大哲人打通而言的；而其论量、志，也是与挽联中所谓孝子、纯臣、世界先觉的判断彼此呼应的。则综合一联一跋，沈曾植之醇厚德性与精湛艺文在王国维心目中的地位是昭然可见的。
    但追源溯流，王国维对沈曾植的学术评价其实也有一个逐渐提升的过程。他在主编《学术丛编》之初，对沈曾植的学术似并非完全认同，1916年2月28日致罗振玉信云：“惟闻后数日所言，则征外间文稿一条，恐不能行。因后与姬君商征稿页数，仅云每期十页左右，则应之者恐不踊跃。而杨芷晴亦无暇，培老及曹君直、张孟劬亦未必尽当我辈之意，故第一、二期拟姑以旧史学上之稿充数，后再议之。”（77）这封信比较突出地反映了王国维初至上海时对上海学术界的一个基本评价，而且这种评价与沈曾植思多而著少的特点，也确实是大体吻合的。而在沈曾植七十之年，王国维则以一序一歌表达了一种近乎极致的敬佩。其中既有礼节性的称颂，也当有对沈曾植学术地位的逐渐而深入的认同。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沈曾植对王国维的提携和奖掖也一直堪称不遗余力。沈曾植不仅以“天下书痴唯我辈耳”（78）引王国维为同类，而且在学术观点、艺文共赏等方面，对王国维提点甚多。平心而论，在辛亥革命之前，王国维虽略有名声，但其实未著，未足以名动学界。辛亥革命之后，王国维随罗振玉流寓日本京都，转治经史之学，特别是在与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撰述《释币》、《简牍检署考》以及若干甲骨文著述之后，才为学界所侧目。对此，罗振玉的看法是值得重视的。他在《集蓼编》中说：“……及予官学部时，言之荣文恪公奏调部行走，充编译官，每称之于当道，恒屈己之下，而闻誉仍未甚著。及至海东，学益进，识益完。十余年间，遂充然为海内大师矣。”（79）在王国维走向国学大师的历程中，罗振玉的贡献无疑是应予充分估量的，这种贡献不仅在于学术转向的引导方面，更在于学术文献的提供和研究方法的影响。罗振玉这里没有提到沈曾植，但王国维的大师之旅，上海七年是关键的七年，而论及这七年，沈曾植无论如何是不能被忽略的人物。
    罗振玉对沈曾植在当时学界泰山北斗的地位也是充分认同的。1915年2月23日（正月初十），罗振玉致信沈曾植，称其“一人系人伦学术之重”。大约从1914年之后，王国维的学术生涯便若即若离地与沈曾植发生着一定的关系。应该说，沈曾植在读过王国维的若干著述之后，对王国维的印象极佳，所以1915年春与王国维在沪上初遇，即有如逢故人之感，而1916年初，王国维从日本回到上海后，沈曾植的海日楼是踏访频率最多的地方之一，在这种频繁的交往当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忘年之交，沈曾植为之广为延誉，而且王国维这一时期的著述，也颇多源于沈曾植的点拨或引导，此已备见前述，所以在追溯王国维充然为海内大师的历程，沈曾植的意义值得充分估量。
    沈曾植在1914年6月致罗振玉信中，不仅对王国维的西学研究予以较高评价，而且寄希望于王国维能对西北地理和蒙元史有所介入，共襄斯学。如前述信中所揭“但得欧籍参证吾国史书，固尚有未经发挥之佳义可以贡诸世界”，复申言：
    政界略无佳耗，东海殆与全无心肝者，仍党人之傀儡而已。吾国人今日罪恶殆与希腊、罗马、印度亡年无异，其崇拜欧风，谈说欧学者，亦与希腊、罗马、印度之崇拜神话无异，以酒为浆，以妄为常，此程度之暴涨，乃与今日寒暑表无异。识病而后能医病，虽有旧学，固无能识，安自得医？此团体之变态心理，益演进而为无数个人之变态心理，疫虫毒菌，生化日滋，公能与静庵以哲学、心理、宗教、教育发挥，鄙人固亦尚一知半解，愿贡诸两公之前也。（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