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的《海日楼诗》除了与王国维唱和数首外，只有一首《简静盒》七律（作于1917年），前四句云：“新愁来与旧愁居，今月谁云古月如。乱后束身归净土，精亡倩友读奇书。”将自己“乱后”的心态与同王国维一起读奇书的慰藉交织在一起。这倒恰恰映证了沈曾植对王国维所说两人是“读书种子”一说。辛酉年（1921）七月，沈曾植读杜甫蜀中诸诗，觉其情景交融，虚实并到，善道人意中事，因将杜诗书扇赠王国维，并作《书杜诗遗王静安跋》，跋云“质之高明，以为何如”。显然，沈曾植是希望自己对杜诗的看法能得到王国维的认同的。次年四月，王国维复将沈曾植作于1915年之《还家伏日杂诗》四章写赠沈曾植（22）。唱和之外的诗歌交往，大约仅此而已。
    王国维对沈曾植的诗歌评价，似乎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对于沈曾植的“宋诗派”特征，王国维并不讳言，但王国维同时认为沈曾植的诗有超乎时流、非宋诗所能限者。他在刊发于《盛京时报》上的“东山杂记”的最后一则，正是评论沈曾植的《秋怀三首简太夷》（一名《简苏盦》），其语云：
    顷读沈乙庵方伯《秋怀》诗三首，意境深邃而寥廓，虽使山谷、后山为之，亦不是过也。……（引诗略）于第一章，见忧时之深；第二章虽作鬼语，乃类散仙；至第三章，乃云：“道穷诗亦尽，愿在世无绝。”又非孔、孟、释迦一辈人不能道。以山谷、后山目之，犹皮相也。（23）
    陈散原为和三章，题序直称沈曾植三章为“鬼趣诗”、“语皆奇诡”。钱仲联《梦苕盦诗话》亦评价沈曾植此三章诗为“皆鬼趣诗也”。将王国维的“意境深邃而寥廓”之评与陈散原、钱仲联之说对勘，可见沈曾植诗风在同光体潮流中的个性色彩。
    无论是王国维与沈曾植的诗歌酬唱，还是王国维为沈曾植所作的若干诗歌，两人切磋诗艺、疑义共析、忧生忧世及彼此之间的忘年交情，通过这些诗歌，都在在可感。不过就彼此在诗歌史上之地位而言，王国维确实要逊于沈曾植。沈曾植俨然是同光体一代宗师，而王国维则不仅用心不专，而且未能形成一己诗歌之特色，所以胡先骕说沈曾植为“同光朝第一大师”，而章太炎、康有为、王国维等皆“未之或先也”（24）。此虽就学术而言，若论诗歌，沈曾植同样当此议沦而允无愧色的。
    除了直接的诗歌酬唱或赋诗以赠，可以见出王国维与沈曾植之间彼此欣赏的忘年交情之外，王国维还以为沈曾植编集、抄录诗集的方式，表达着对沈曾植的敬重之意。沈曾植作诗虽多，但确实不自珍惜，故散失亦多。陈衍《石遗室诗话》卷1云：“丙戌在都门……见子培数诗，雅健有意理。后十年相见，索旧作，皆弃斥无一存者。”陈衍《沈乙盦诗序》也提及向沈曾植索其旧作而“弃斥不存片楮”的情况。张尔田《寐叟乙卯稿后序》云：“公生平有诗数百篇，不自爱护，散落往往在人口。”（25）王国维当然也知道沈曾植对自己作品“不自收拾”的特点，故代为整理抄录，冀得保存。今存沈曾植《海日楼诗》由钱仲联按照年代先后厘为12卷，实是在荟萃前人所编订诗集的基础上，予以补订编排而成。而王国维编订的《乙卯稿》则是沈曾植诗歌的最早刻本，由张尔田、孙德谦作序并由孙德谦刊行。后来朱祖谋校刻的《海日楼诗集》二卷，其第二卷末即完整收录《乙卯稿》。此后金兆蕃、李翌灼、沈曾植哲嗣慈护、钱仲联诸家续有汇集补遗（26），而王国维所编订之《乙卯稿》，则是惟一刊行于沈曾植生前之本，其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
    王国维编辑、抄录沈曾植诗集时间适逢1916年与1917年之交之隆冬。这一时期王国维与罗振玉的通信，往往言及抄录之事。如1916年12月28日信云：“初二以后无事，为乙老写去年诗稿共十八页，二日半而成。其中大有杰作，一为王聘三方伯作《鬻医篇》，一为《陶然亭诗》，而去岁还嘉兴诸诗议论尤佳。……今日以维抄本付乙老，而留其原稿于维处，将壬、癸、甲三年诗取来拟续抄之，当以初十日毕此事也。”（27）1916年12月29日信云：“此间……自朔日后骤冷……幸砚尚未冰，故得为乙老写成诗稿一卷。”（28）1916年12月31日（十二月七日）致信罗振玉云：“甲乙稿各一卷，自初五起至十近三日抄乙老诗，得十八页，计共五十余页，大约再得六日，可以写成。渠尚有笔记，专考六朝道教者（昨日所寄），其稿亦在维处，录诗毕当移录之，二三日亦可了也。”则不仅录诗，亦代为抄录其考证六朝道教文稿。王国维1917年1月5日（农历1916年12月12日）致信罗振玉云：“连日苦寒，砚池皆冻，以火炙之始得作书，而钞寐叟诗得五十纸，壬、癸、甲三年诗已毕，己卯诗前已写出，嗣拟编壬、癸诗为一卷，甲、乙诗为一卷，每卷各得三十余页，故乙卯诗尚须再录一过，如此则与此次所钞一律。”（29）而1月7日，罗振玉复函王国维云：“乙老善人，公在沪可谈者，此一人而己，写乙老诗，亦客中消遣一法。”显然，王国维的这一工作也得到了罗振玉的支持。录毕诗歌，王国维并作跋云：“丙辰季冬，海宁王国维呵冻录此，并定为壬癸稿、四日夕，凡十日而毕。”（30）王国维抄录编辑沈曾植诗，自是可能就诗意时相问询沈曾植，故于沈曾植诗中曲笔之处，谅多戚戚会心之处。此可从日本铃木虎雄的相关追忆，略知一二。铃木虎雄《追忆王静安》一文曰：
    君于人，推许甚少，然对于寓居上海的沈曾植，君独推许其学识既博且高。我某日被君拉去往访沈氏，临辞，氏以近作诗钞《寐叟乙卯稿》相赠。归而读之，其文辞颇多难解之处，交游诸家称呼皆用匿名。余困甚，诉之君，君很亲切地对匿名一一替余注释其真实姓名。（31）
    铃木此文所追忆的时间是1918年春，其时《乙卯稿》已梓行。所以沈曾植才有可能持赠铃木。而王国维为之一一解释所涉人物，自是因为对沈曾植诗颇为了解的缘故。张尔田说：“诗固不足以尽公，顾异日数诗者必不遗公。”（32）研究晚清民国的诗史，沈曾植确实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从这一意义上说，王国维在丙辰寒冬之中为沈曾植编订抄录诗集，也是诗学史上应该写上的一笔。
    丙辰年（1916）冬王国维为沈曾植编抄诗集一事，因为屡见于他致罗振玉的信中，故多为学界周知。而己未年（1919）冬，王国维再次为沈曾植编抄辛、壬年诗作，就所知者少了。上海图书馆藏王国维编定之《海日楼诗》，有王国维跋云：
    己未年冬书此，因纸质粗涩，不能成字，复草草完之。粗纸、秃笔、淡墨、拙字，可谓“四美”俱矣。国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