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之撰述，亦多得益于沈曾植。王国维1916年12月14日致罗振玉信云：“前拟作《尔雅声义类》，以分类至难，稿成而废，现改作《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月内可成。……其中一段颇用乙老新说，可见者他日想仅此耳。乙老谈论须分别观之，时有得失。得者极精湛，而奇突者亦多出人意外。”（43）1916年12月20日，王国维又致罗振玉信云：“《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至前日始脱稿，昨日作一序。书仅十八页，序乃有三页，专述乙老口说并与乙老谈论之语。因乙老万无成书之日，非记其说不可也。”（44）知王国维草撰此文并序，用时仅一周而已。
    所谓“乙老口说”的具体情况，王国维已经详细记载在《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自序》中了：
    一日方伯语余曰：“栖霞郝氏《尔雅义疏》于诂、言、训三篇，皆以声音通之，善矣。然草木、虫鱼、鸟兽诸篇以声为义者甚多，昔人于此似未能观其会通，君盖为部分条理之乎？”又曰：“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字原之学有许氏《说文》以上溯殷周古文止矣，自是以上，我辈不获见也。音原之学，自汉魏以溯诸群经，《尔雅》止矣。自是以上，我辈尤不能知也。明乎此，则知文字之孰为本义，孰为引中假借之义，盖难言之。……要之，欲得其本义，非综合其后起诸义不可，而亦有可得有不可得，此事之无可如何也。”余感是言，乃思为《尔雅》声类以观其会通。……乃略推方伯之说为《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一篇。……虽未必能尽方伯之意，然方伯老且多疾，未可强以著书，虽以不佞犬马之齿，弱于方伯者二十余载，然曩者研求古字母之志任重道远，间以人事，亦未敢期以必偿，而方伯音学上之绝识与余一得之见之合于方伯者，乃三百年来小学极盛之结果也，他日音韵学之进步必由此道。（45）
    引文略长，但王国维撰述《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一书之缘起、基本体例以及与沈曾植之间的关系，由此而昭晰可见。换言之，王国维虽然在这一问题上，已先期思考过，但确实是经沈曾植一番指点启发后，得撰述之途径。王国维“余一得之见之合于方伯者”一语看似轻闲，其实是将自己的思考也并不抹煞的，这也是他在致罗振玉信中提出他与沈曾植的观点须“分别观之”的原因所在。可能正是因为王国维对沈曾植之谈论有“时有得失”之感，故在编纂《观堂集林》时，并未将此文悉数收录，仅择录其中寥寥八页而已。而其全文凡三十四页及自序则在王国维去世后才得以收录于《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及《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之中。
    音韵学是王国维与沈曾植结缘的最初因素，据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自序》云，1914年末，王国维为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作“后序”，其中对清代三百年小学盛衰作了简要勾勒，沈曾植读及此序，“以为可与言音韵之学也”（46）。应该说明的是，王国维此后序所云，主要是从清代三百年小学之诂训、《说文》之学、古韵与古文之学四个方面而言的，而以古文之学为落后于前三者，并非仅限于音韵，而涉及音韵者也不过数言而已。其文曰：“古韵之学，经江、戴诸氏至曲阜孔氏、高邮王氏而尽其微，而王氏父子与栖霞郝氏复运用之，于是诂训之学大明。”（47）这一段话虽然颇为概括，但实际上将清代音韵学研究之大端亦已拈出，并有以音韵以通训诂之意，沈曾植不赞其对《说文》之学及诂训的立说，而对其有关音韵学之说独致青睐，与沈曾植对音韵学的研究兴趣及研究成果相关。质言之，沈曾植其实是有一种找到了与其研治音韵学理路相近的知音的感觉。
    王国维自称当时对于音韵之学“殊无所得”（同前），但王国维对于音韵学的问题其实也是时常萦回在脑际的，如治古音者，为何重视叠韵而忽略双声，如何由唐宋间之字母以逆推至三代之字母，等等。王国维对于沈曾植的音韵学研究极致钦佩，称其有“绝识”就是一个极高的评价。1917年8月间，王国维追索五声变化之规律，悟出古韵、今韵转变的原因，但因为沈曾植参与张勋复辟，淹留京城，故在致罗振玉信中说：“今得此说，为七级浮屠安一相轮，与上七家同一血脉，而又得古韵今韵所以转变之故，近月湮塞沉晦之心绪为之一销。惜寐叟不在此，无由共证此说。此老于音韵功力不浅，识见亦极公平，不似对他学时有奇说也。”（48）将沈曾植“他学时有奇说”与“音韵功力不浅，识见亦极公平”对照而论，其对沈曾植音韵学成就的认同自无疑问（49）。譬如沈曾植对《释名》的音学意义予以充分估量，其《释名跋》云：“《释名》以音言义，先辈之意多以为不足依据者。然此例自古有之，如‘祖’之为言‘且’也，‘庠’者‘养’也之类，郑君注经多用之。此书尤足考汉魏旧音，诂训之支流，古音之渊薮，不可忽也。” （50）王国维后来考释经史，特重音训，多参诸《释名》之说，很可能就是受到沈曾植的影响。1918年12月19日，王国维在致罗振玉手札中，提及将《唐韵别考》、《音学余说》二种合为《声韵续考》一卷，以补戴震之书，仅拟请沈曾植作序，而且据信中所云，请序之事早在去年即已提出，而沈曾植是“乐为”此序的。
    “王国维与沈氏交往商学，虽起于‘古韵之学’，……但其真正向此老‘请’而有‘益’的，实在还在辽金元史及西北史地方面。”（51）此言我以为得之。沈曾植从1875年开始在张氏《蒙古游牧记》、沈氏《落帆楼文稿》等书的导引下，后并购得《元秘史》，熟读细思，开始涉猎蒙元地理学，并最终成为蒙元及西北史地研究的一代名家。实际上在沈曾植三十五六岁之时，他已被视为当时“不可多得之士”，是“发挥学术”“蒸为风俗”的领军人物（52）。1889年8月，康有为致函沈曾植，也称其学“体则博大兼举，论则研析入微”，是“一时寡俦”之选（53）。而沈曾植发现王国维在西北地理历史方面研究的独特才能，则大约在1914年。1914年6月沈曾植致信罗振玉云：
    鄙人昔所研习，自以地学为多，创之在欧士之前，出之乃远出欧士之后。在昔新发明，在今或已为通行说。以兹弃置，不乐重观。若使天假之缘，汇欧学之精英罗诸几席，囊底之智固尚冀铅刀之割。大宙寥寥，静庵固尚有意乎？若郅支后裔之西迁，若帖木耳后王之世系，若月氏西域之分布，若案达罗、俱兰、中印、南印之兴衰，但得欧籍参证吾国史书，固尚有未经发挥之佳义可以贡诸世界也。（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