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父权制为核心概念的研究视角逐步让位于社会性别理论。“社会性别不比其他任何因素重要，但至少应该是与其他的人类关系一样重要”[8]（19页）。妇女受压迫的问题已不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但妇女的附属地位仍是人们议论的焦点。
    学者们借鉴了学术界的其他成果：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理论、拉康的心理分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反对的是固定的结构论或结构中心论，他不仅重视结构的整体性，并且强调整体与各部分之间、各部分内部之间的相互关系。福柯的无权力中心或无权力本质的思想，其焦点从对劳动的剥削转变到身份的正常化，阶级团结的陈旧主题让位于新的焦点，让位于差异，让位于那些相关分离的政治群体和碎片化的身份。福柯认为，每一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和执着于日常事务，以确证自己特殊的认同形式、对抗模式和自主权，而这些不同于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
    在这些理论和思想的影响下，女性主义由解决“妇女的从属和受压迫地位的平等观向社会性别中男女性别差异观”转变。琼·斯各特成为这一思想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她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巩固了“社会性别”在历史研究方法中的重要地位，她主张历史研究应更少地关注发生在女人和男人身上的事以及他（她）们对这些事情的反作用，而应重视身份特征范畴是如何被建构的[9]（6页）。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者们强调社会性别史的知识建构性和政治化的研究视角，否定所谓妇女分享的经验的普遍化特征，侧重研究其异质性和多样性。这一新视点对妇女史而言避免了解释妇女受压迫的普遍性特征，而从更深层、更复杂的角度去考察、理解其相关性和矛盾性[2]（5页）。
    有学者对后结构主义理论持不同意见。琼·霍夫认为，“社会性别”作为分析范畴时，没有必要用一种特殊的话语去进行重构。如果转向性别史，只会割断妇女史的政治基础，把妇女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争取重新界定自我、争取更好的生活的斗争经历变为个人的故事。因此，霍夫把“父权制”再一次提了出来。他认为，如果没有像父权制这样统一的理论模式，妇女史将“在无联系的混乱状态和相互矛盾的事实中崩溃”[10]（150页）。另外，学者们对社会性别内关系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视角。男性历史学家对男性赋予研究以社会性别的全新视角，他们开始分析拥有支配权的男性的历史建构及其变量（或相关因素）[11]（30页）。因此，女性主义的妇女史研究有两个特征：（一）将历史上的女性作为研究的主体对象，强烈关注女性的经验及其历史主体创造者的形象，女性不再被视为男性的陪衬和男性活动的背景；（二）在观察和阐释历史时引入社会性别的概念和社会性别理论，使用性别分析方法，解析历史上的性别关系和结构，以及妇女在其中的生存状态，她们的生活、情感和心态等，以此公正地评价妇女在历史上的贡献[12]。
    二影响18-19世纪英国妇女社会地位的变量
    （一）工业化的多样性与妇女的社会地位及其作用
    学者们应用社会性别理论质疑工业革命的“突发”特征，解构英国工业化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们从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技术更新与妇女参与工作的关系、男女工人之间的关系、妇女劳作经验的差异性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性等方面进行研究，阐释妇女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及其原因。
    学者们首先围绕着“蒸汽机长鸣”中妇女地位的变化展开研究和讨论。早在1919年，爱丽斯·克拉克就在其著作中描述了17世纪晚期随着家庭经济衰落，资本主义工业怎样使妇女陷入被剥削或“家庭监狱”的境地[13]。爱维·平奇贝克的著作谈到了1780年到1850年妇女地位的转变情况：农业的分工、家庭手工业向家庭以外的工厂劳动或其他工资劳动的转换引起了妇女经济活动的短期衰退[14]。布瑞吉特·希尔则认为家庭经济的分裂导致了妇女地位的边缘化。她指出，18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对农业和城市手工业的入侵，宣告了家庭经济的死亡，家庭从此不再是工作的中心。妇女由于不再为获得经济必需品而外出挣工资，便被束缚在家里，家务活因而更多地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并开始呈现出一种低价值化趋势，这种状况被进一步固定化的结果是最终形成了妻子和母亲的道德责任--将其自身全部奉献给家庭的社会观念。[15]（100-120页）
    一些社会学家以及莱昂诺尔·大卫多夫、凯瑟琳·霍尔等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史学家，反对以18世纪工业化的背景来研究19世纪的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他们挑战和质疑工业化的突发性、戏剧性特征。他们认为，工业革命自身的发展模式就存在问题，以前的研究都夸大了客观事实。在英国和法国工业化时期，妇女工作生活情况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18世纪的妇女仍处于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地位低下的处境中[16][17]（pp.294-330）。朱蒂·本妮特更是以父权制来解释18-19世纪妇女地位边缘化。按照父权制模式的标准：家庭的男性首领对其属下、男性和女性拥有法律和经济上的绝对控制权。父权的制度化从古代到19世纪一直运作着。[18]（58-71页）
    其次，学者们研究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与妇女工作的关系，揭示工业化过程的社会性别意义。传统的观点认为，工业化的进程表现在大规模制造业的成长，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引进，工厂取代小规模的低效益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形式，大多数的行业伴随着生产的组织化和技术化的发展而发展。学者们批评把变革看成是直线性发展的传统观念。他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劳动就业和工作的特征等方面，并为技术和组织形式重新下定义。他们认为，“技术革新”的实际表现是：传统的技术与新技术的应用同时并存，即新机器的使用与新的手工工具的使用并驾齐驱，由此产生了一种劳动密集型工作的新领域。卡特瑞娜·霍内曼认为，劳动者的技能、工作的速度和安全性等等影响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19]（23页）。克里斯汀·布鲁兰德在研究中强调，不仅劳动分工的变革是技术革新的基础，也正是技术变革的含义[20]（158页）。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表明：变革更少地发生在集中型的生产部门以及昂贵的技术的使用上，而主要是在工作的不同经验方面的变革[21]（96页）。新的研究还表明，1700-1914年间工业产量的扩大是由于各种工业组织形式持续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相互作用导致了一种复杂的工业结构的产生。工厂制绝不是普遍流行的生产组织形式，甚至到19世纪晚期，小规模和小资本的工业生产形式仍然没被工厂制取代，从经济上来说前者还更为适用[22]（76-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