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质疑以上观点，他们认为，从近代早期以来，英国家庭中的情感关系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变化，父亲对妻子、儿女的权威关系和地位一直存在，父母和子女间的亲密关系、夫妻间的爱情关系一直被强调，它们并不是工业化的产物[34][35][36]。
    女性主义者强调须同时运用“两分领域”和“社会性别是形成阶级的原动力”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反响。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家庭命运：1780年到1850年英国中产阶级的男人和女人们》。在该著作中，莱昂诺尔·大卫多夫和凯瑟琳·霍尔主张历史地社会地理解男女性别角色的形成[11]（30页）。他们认为，18世纪后半期，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国革命的发生及其在英国引发的保守意识的出现，加上英国福音派主张对男女角色进行界定的思想的推动，中产阶级学者们由此形成了对社会性别进行“两分”的主张，而且把它作为中产阶级进行身份特征鉴别的核心标准。与此同时，他们也强调，绝对的两分领域是不存在的，但这种意识对维多利亚的无产阶级、中产阶级中下层女性的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她们的就业有损于“贤内助”、“女性气质”的形象，从而被定位为社会地位低的人群。大卫多夫和霍尔的贡献在于通过综合考察男性和女性的经验，把英国社会中产阶级的形成和社会性别联系起来，成功地把“社会性别”带入了社会史主流研究领域的前沿。
    卡斯瑞·谢维洛的进一步研究认为，公私领域的每一领域的意义都依据对方的表现而形成。中上层妇女封闭的、家庭的私人领域与女性狭窄和受限制的特征相辅相成，整个18世纪，在男女间、公私间、家内外间的联系日益密切。通过这种相背体系的运作而形成对社会性别角色的建构，妇女被塑造成不适合男性公共领域而仅在其家庭的私人领域拥有相对权威的形象。[37]（10页）理查德·利波特认为，两分领域的意识影响了男女在时间上的支配：男性在公共领域支配时间，女性被动地支配其消闲时间。在这样的父权社会，妇女的活动是被动的、受限制的，是停滞时间的表现。她们受男性鼓励而完成的音乐作品也是为了创造一种端庄妇女的形象。在两性斗争中，男性不仅成功地把上层妇女肉欲化，而且建立了家庭意识并使其制度化[38]（29-31页）。
    对妇女而言，社会要求其具有两重角色。正如波·兰格弗德总结的：对中上层的妇女而言，有教养的社会使她们更有文化，有更多的机会显示其地位，她们由此在家内外有机会与男人分享待遇；但社会中下层劳动妇女挣钱养家的角色对家庭的生存至关重要[39]（109页）。
    皮特·拉斯莱特的研究显示，家务劳动的五分之一是由寡妇们承担；未婚女子成群，导致“全女性家庭”（all-female households）的出现，因此，对妇女和财产的研究表明，一般的妇女不仅更易拥有财产，而且把这些财产以不同方式分配给男人们。另外，遗嘱和其对后人安置情况的研究表明，女儿和儿子们的需求都被其父母们平衡地考察周全了，对年少儿女的安置尤其着重考虑他（她）们个人的生存环境[40]（77-78页）。
    琳达·柯利的研究结论是：在道德家认为妇女应该留在家里的同时，她们活跃于家庭以外的事务中[41]（241页）。克斯林·威尔森（Kethleen Wilson）对18世纪帝国主义思想和社会性别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正是女演员们散播着帝国主义的意识，这一领域是由男性定义或被男性的解释来定义的工作[42]（128-164页）。
    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男女社会角色和责任是多元的，社会性别关系是流动和可变的，每一个体在形成自我特点及其社会地位过程中的差异性受到学者们的相当关注。他们否定以普遍性、统一性的视角认识社会性别关系，这并非否定社会性别关系对18-19世纪英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而是强调社会的一系列规则和义务的性别差异性和社会区别性。学者们首先强调的是其综合性的特点。例如，取舍公共生活的参与与否是依据和受制于一定的行为规范的。公共领域绝非仅属男性，也非易属于女性，例如咖啡屋、俱乐部等公共场所是对男性开放的，而社团、集会和图书馆则男女均可进入；文学作品的创作和阅读也允许女性的加入，小说或导读性作品均显现女性化特征。其次是强调社会性别的变化性、多样性特征。引起社会性别及其关系变化和多样性特征的诸如阶级、年龄、地域、职业、宗教以及个性特质等因素都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产生作用，例如不同地域的纺织业的劳动分工就显现出不同的特征[2]（25-26页）。
    社会性别对历史学家而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析性范畴。研究者对资料的选择决定了他（她）对社会性别的理解程度。例如讽刺文学或大众文学的研究可使我们获得与社会性别相关信息；通过研究某个人的经验，以统计分析或对自传记录的内容进行分析，可能使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认识资料中描述的社会性别关系与实际生活中的差异。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如果要为存在问题本身而把这个问题自己的历史透析清楚，那么需要把僵化了的传统松动一下，需要把由传统形成的一切遮蔽打破。社会性别史的研究应当为以存在的问题为线索，把古代存在论传下来的内容解释为一些原始经验。那么，最初的、以后又起着主导作用的存在规定就是借这些原始经验获得的[43]（28-29页）。
    综上所述，研究女性历史的学者们吸收了各家所长，对传统的研究模式和观念提出了挑战，他们从客观和微观历史的角度寻求更为详细的解释，同围绕着“经济因素使妇女边缘化”和“两分领域”这些论点和概念的产生的争论一样，历史学家们希望在更广泛利用资料的基础上，对18-19世纪英国的妇女生活、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以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