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指出，在考察生产组织形式、技术的使用以及劳动力的分配时，更为重要的是将男工和女工的地位以及他们相互产生作用的形式考虑进去。例如：罗伯特·舒马克的研究注意到了在经济的许多部门，户外工种的扩大化与机械化的展开、工厂就业率的增长是并肩而行的。这一过程常常与社会性别在劳动力分配上的现状相符：女性劳作于家庭和手工工场；男性则受雇于工厂。[23]（169页）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制造业充分利用了妇女在第二劳动力市场的低薪地位、妇女们工作的季节性特征和劳动时间的弹性特征。当时，许多业主对工人的雇用具有不规范性的特点，女工的上述就业特征使许多企业得以生存；同时也使得手工和介于手工与机器之间的工具继续被使用。因此，廉价的女工为雇主选择有利可图的生产组织形式提供了条件。
    女性主义学者认为，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发展，男人拥有了比女人更易获得社会承认的技术地位，女性被人为地降到了无技能或低技能的地位，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这种定位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换句话说，通过实践训练而获得的技能和社会性建构的“技能”之间存在区别，女工被社会化为低技能或缺乏技能的过程实际上掩盖了工厂制形成的复杂性[19]（62页）。正如有学者所言，“技术变革”的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妇女作为女工的地位[24]（2、12页）。妇女们愈是归属低廉的可牺牲自我的劳动力，男工就愈是把自己定位为更熟练的工人。工业化时期劳动分工在性别间的演化也受到政府管理工厂或保护劳工的立法行为的影响。例如，1842年的“煤矿及矿工法”规定女工和童工不得下井采矿。因为妇女在井下作业与男工密切接触被认为是不利于妇女的身心健康，对社会风气也存在不利影响；妇女在家庭应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而不是外出就业。1844年颁布的“安全设备法案”规定，只有男工才能维护、保养机器。因此，学者们认为，此类法令降低了妇女的工作地位，同时也没能保护她们的利益，这无疑进一步强调了男工自我定义的职业身份[23]（207页）。
    男女劳动力的这种“差异”在新旧生产方式交替作用和劳动分工发生结构性变化的过程中一旦被建构起来，它就合法地成为社会机制的一定组合[25]（87、96页）。也就是说，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再分配上的男女差异在文化意识上被建构，它便成为男工、雇主以及国家、社会管理制度的一部分。因此，工业化不仅是一场经济变革，也是一场社会文化变革的过程，妇女的“附属地位”成为英国工业化发展的必要因素。
    （二）家庭、两分领域和妇女的社会地位
    传统的史学研究认为，工业革命引起社会变革的后果之一是产生了公、私的“两分领域”，即家庭和工作的分割，生产与消费和再生产的分割。男性及男性活动的相关领域如国家、市场等被视为公共领域而受到重视，女性及女性相关领域如家庭、情感等被视为私人领域而遭轻视。两分领域与男女角色的分离相对应，形成了关于社会、劳动分工以及家庭的传统意识形态。正如帕森斯社会结构功能学说所认为的，近代以来形成的核心家庭中，男人的工具性角色和女人的表意性角色分工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工业社会的需要：即男人外出挣钱养家，女人的位置在家里的格局的出现。妇女被降低到社会的最低层，她们被孤立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妇女将持家教子的观念内在化。与此同时，家庭成了唯一具有消费力，供养家庭成员，培养未来劳动力的机构。这样一来，女性的社会经验、知识贡献被边缘化，甚至被遮蔽，因为知识生产是以在公共领域的男人的经验为社会主流话语及价值判断的认识基础。
    首先，学者们质疑了“两分领域”形成的直接背景--有关英国中产阶级产生的时间以及现代核心家庭产生的时间等问题。这无疑打破了传统的、经验的对妇女地位的认知体系。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研究指出，中产阶级并不产生于工业化时期，而是产生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之前，皮特·伊尔利把其确定在17世纪[26]（22页）。在19世纪被称为中产阶级的群体，在18世纪时并没有展示出同类的阶级意识。学者们重申，19世纪土地势力集团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仍很强大，他们强调对各产业集团的中产阶级要区别对待，整个社会跨阶级的纵向联盟仍然以其顺应力适应着社会的发展[27]（20页）。
    1965年，皮特·拉斯莱特出版了《我们失去的世界》一书，他的研究表明，从16世纪开始，英国就是一个核心家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1969年，由拉斯莱特负责的剑桥小组发起召开了关于家庭和住户结构的国际学术会议。会上达成共识的结论挑战了学术界有关“主干式家庭”向“核心家庭”过渡是工业化产物的假说[28][29]。
    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妇女在家庭内地位的界定不仅受到阶级、种族、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历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家庭内外男女关系、各代人之间的关系和其他各种人际关系的影响。因此，考察妇女的家庭地位必须多角度地进行。正如罗斯玛莉·欧德伊所言，妇女史学家们必须详细地考察和评价活生生的家庭经验，评价家庭的柔性体制（flexible institution），研究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关系，其相互的适应性、对抗性形成了不同特征的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是动态的，横向与各种人际关系、空间场景相连，纵向与时代变迁有关[30]（266-274页）。
    女性的社会地位被“两分领域”定为从属的、依附的、边缘的，这种传统的有关家庭的概念是以中产阶级的核心家庭模式为标准，它们都建基于公私二元论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它是依据男人的职业和组织特点来界定的。但对工人家庭而言，男性不是唯一的挣钱养家者，女性不是家庭中经济的依附者。“两分领域”的意识体现男女差异性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建构，所以，女性的从属地位不仅体现在家庭中，体现在经济体系中，而且还是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31]（20页）。
    学者们进一步针对家庭内部情感及其关系展开研究。他们认为，家庭不仅仅是一个居住单位，一个经济和法律单位，而且是一个道德场所，是人们感情投入的组织。学者们从情感分析的方法出发，强调家庭成员间的爱和情感因素，并且认为这是现代家庭形成的核心原因。米切尔·安德森在其著作中介绍了这种观点[32]（25页）。其中，劳伦·斯通的著作影响最大。斯通认为，1500-1800年在英国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是由于“现代的、封闭的、专注于家务”的核心家庭取代了“传统的开放式的世系家庭”；“取代”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情感性个人主义”成长的结果：家庭关系从父权制向一种平等的家庭体系转变。丈夫对妻子和孩子的权威开始削弱，个人的自主权上升，最为重要的是对个人情感的日益重视，这造成了现代家庭特征的凸现：核心、封闭、情绪化，这种个人主义和与孩子增长的情感联系导致了两性活动的分离领域的发展，妻子们将自身置于管理仆人、教育孩子和休闲活动中。这样，妇女变得与男子更为平等，但也与男子更为分离[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