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符作为东汉与王充、仲长统齐名的思想家，倍受学者关注。举凡涉及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军事思想等方面，学者们都已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是，有关王符史学思想方面的研究，论文只见到罗传芳的《王符的天人宇宙图式与社会历史观》①，在“天人宇宙图式”的视野下论析了王符的历史观；专著有白寿彝、徐殿才的《中国史学史·秦汉时期》②，讲了王符的“以元气为本的宇宙观”和“以德为本的治国思想”。显然，这些论述都属于哲学和政治范畴，不属于史学或史学思想的范围。由此，笔者不揣浅陋，研读《潜夫论》，梳理王符的史学思想，借以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草创叙先贤”“将以明真”的史学论
    王符在《潜夫论》③ 的《赞学》和《叙录》等篇章中，表明了对于历史学性质及其功用的基本认识。
    《潜夫论·赞学》在谈到学习的重要性时指出，历史上那些才俊英雄，都是在教师的训诫之下，接受了前人的历史经验而成功的。如风后教成了黄帝，老彭教成了颛顼，祝融教成了帝喾，务成教育了尧，纪后教育了舜，墨如教育了禹，伊尹教育了汤，姜尚教育了文、武，庶秀教育了周公，老聃教育了孔子。进而，王符说：“《易》曰：‘君子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学也，犹物之有治也。”套用今天的话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前言往行”，历史学的研究任务就是“蓄其德”。历史学就像炼金的熔炉；只有经过历史学的冶炼，才能成为社会、国家有用之“金”。王符的这一说法，与刘知幾《史通·直书》所说的“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的主旨是一致的，都是强调历史学的教育和训导作用，说明历史学是经验性的学问，是借助于过往的经验教训培育现实人的德智。
    《潜夫论·叙录》讲各个篇章的编撰主旨。一开篇，王符谦逊地说自己“不才”，不具备当时“贵能成大功”的“立功”条件，“无所效其勋”，但是有“立言”的潜质，“中心时有感，援笔纪数文”。鲁太史左丘明精通五经，撰著《春秋左传》，目的是“以继前训”；而自己撰写“三十六篇”，目的是“草创叙先贤”。在讲到《释难》篇的撰写目的时，他批评学术界人云亦云，真伪不辨，使后来学者无所适从，“论难横发，令道不通。后进疑惑，不知所从”；因此，王符要求真明道，“予岂好辩，将以明真”。由此而论，历史学作为“立言”事业，其研究对象是“先贤”及其“前训”，其研究的任务则是“叙”、“继”、“明真”。换句话说，历史学属于思想史的范畴，其研究对象是以往的思想，其研究任务乃是叙述和继承以往的思想。简单说来，历史学是思想性的学问，是借助于先贤思想表述今人对真善美的诉求。这与现代西方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点可谓是不谋而合。
    一是经验性的学问，一是思想性的学问，在王符的论述中，历史学就有了双重的性质。考究其因，可能是当时的经今古文之争所导致的。经古文讲究因循，注重经验的积累和汲取，推崇事实和实证，把历史学看做经验性的学问；经今文讲究创新，注重知识的标异和领先，推崇理论和论辩，把历史学看做思想性的学问。王符所处的时代为东汉中晚期，其时经今古文之争已渐消弥，走向融合统一。就两者关系而言，事实的选择和经验的吸取，需要思想的认识和判断；而思想的宣扬和实施，又需要事实的支撑和例证。因此，经验性和思想性原本就是互相依存、互相统一且互相转化的，经验性和思想性是构成历史学学科性质的两个基本因素。《潜夫论·释难》：“夫譬喻也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真也。”在患想理论上，有些道理用言语是说不清楚的，于是就借助于历史事实；历史事实的成败得失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的话语所能臆断的。可见，历史学的经验性也好，思想性也好，在王符这里是一致的。《潜夫论·赞学》：“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典者，经也，先圣之所制。先圣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贤人自勉以入于道。故圣人之制经以遗后贤也，譬犹巧倕之为规矩准绳以遗后工也。”真理的探索应追溯历史，因为历史上那些先贤先圣在领悟历史真谛之后，不仅躬身践行，而且著作成史书，供后人学习仿效。可见，历史学作为思想性的学问，是传递真理和探索真理的基本途径，是人类宝贵的精神遗产。
    历史学研究“前言往行”，揭示历史真谛，其功用何在呢？在王符看来，一是增智修德。如上所述，《潜夫论·赞学》说黄帝、颛顼等十一位往古圣人都是在教师的教导之下，研读历史，“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如董仲舒、景君明（京房）、倪宽和匡衡等近世学者所以能“成名立绩，德音令问”，也是因为精读历史，潜心学问，“徒以其能自托于先圣之典经，结心于夫子之遗训也”。二是学习往圣先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创造新的历史业绩。“是故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三是借助于往圣先贤的思想烛光，掌握历史的未来发展。王符说，虽然天地神明，我们不能知道，“天地之道，神明之为，不可见也”，但是往圣先贤的思想如深夜烛光，“中穽深室，幽黑无见，及设盛烛，则百物彰矣”，照亮历史发展的规则和未来，“学问盛典，心思道术，则皆来睹矣”。总之，历史学作为宝贵的遗产，可以使人“聪明无蔽，心智无滞，前纪帝王，顾定百世”。
    二“莫善于抑末而务本”的历史观
    《潜夫论》的《务本》《遏利》《论荣》《班禄》《述赦》《本政》《慎微》《相列》和《断讼》等篇，在论述执政内容时，表明了王符的历史观念。总结这些篇章，可以发现，王符的历史观有如下内容和特征。
    首先，在强调人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时指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人的历史活动必须要遵守历史的规律。王符认为，历史就是政治，政治发展的主体是执政者，若执政者遵守历史规律，那么就会推进历史的发展，否则就会抑制历史的发展。《潜夫论·务本》说：“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北善，学淫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为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这就是说，历史进步（即“太平”与“体证”）的主要原因是执政者能否把握历史的规则（即“富民”和“正学”），如果把握住历史规则（让“民富”“学正”），历史即可进步发展。站在行政首脑的角度，王符分析说，历史规律的把握，在于执政者能够透过现象抓本质，使各项政策措施符合历史的规则。如就“民富”方面来说，就是要在农工商中重视农桑、抑制“游业”，在工业（“百工”）中重视“致用”、抑制“巧饰”，在商业中重视流通、抑制“鬻奇”。“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就“学正”方面来说，教育要重视“道义”的培育而轻视“巧辩”，辞语要重视“信赖”而轻视“诡丽”，士人要重视“孝悌”而忽略“交游”，孝悌要重视的是养老实际而不是“华观”，考核和选拔官员要重视“忠正”而不是“媚爱”。“五者守本离末则仁义兴，离本守末则道德崩。”由此看来，在王符的心中，历史的发展常常有两种趋势，一是进步，一是退步，关键是看执政者能否放弃自己的一己之私，去真正顺从历史发展的进步潮流。“夫本末消息之争，皆在于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民固随君之好，从利以生者也。是故务本则虽虚伪之人皆归本，居末则虽笃敬之人皆就末……故衰暗之世，本末之人，未必贤不肖也，祸福之所，势不得无然尔。故明君莅国，必崇本抑末，以遏乱危之萌。此诚治之危渐，不可不察也。”在执政实践中，是顺从历史规律，推进历史发展还是顺从个人利欲，促退历史，完全取决于执政者，人民往往是服从者，是利益的追求者。所以，贤明的君主一定会谨慎决策，遵从历史规律。《潜夫论·相列》：“五色之见，王废有时。智者见祥，修善迎之，其有忧色，循行改尤；愚者反戾，不自反省，虽休征见相，福转为灾。於戏君子，可不敬哉！”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更替，各有其盛衰规则。聪明人往往根据其祥瑞征兆积德行善，推进历史的进步，若出现反常的征兆，则反躬自省，谨慎行事；糊涂的人则不管历史发展的规律，一意孤行，即使祥瑞征兆出现，也不知把握利用，直至转福为祸。所以，历史的创造者，一定要遵从历史规律，谨慎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