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强调执政者是历史发展的主导时指出人民才是历史的决定力量，人民的富有安康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王符认为，虽然执政者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其政策措施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要求，才能推进历史的发展，否则，历史将会遗弃执政者。换言之，真正主宰历史的是人民而不是执政者。《潜夫论·遏利》：“帝以天为制，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是故无功庸于民而求盈者，未尝不力颠也；有勋德于民而谦损者，未尝不光荣也。自古于今，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义而不彰者也。”在这里，王符将束缚古代帝王的“天”看做民心的反映，指出帝王的职责就是遵从“天”的意旨，让广大的人民富有，而不是掠夺人民。王符举例说，周厉王“贪民”而“流死于彘”，虞公“屡求”而“失其国”，公叔戌“崇贿”而获罪，桓魋“不节饮食”而“见弑”，“此皆以货自亡，用财自灭”；楚斗子文、季文子、子罕、晏子等人皆能廉洁奉公不求私利，“此皆能弃利约身，故无怨于人，世厚天禄，令问不止”。《潜夫论·本政》：“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执政的顺序就是“调阴阳”、“顺天心”、“安其人”，而其收效则是“民安乐”、“天心慰”、“五谷丰”、“民眉寿”、“兴于义”、“无奸行”、“世平”、“国家宁社稷安”、“君尊荣”。可见，人民的安乐才是历史进步的核心。所以，王符要求说：“君以恤民为本。”而在《潜夫论·述赦》说：“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然后设之以禁，故奸可塞、国可安矣。”《潜夫论·班禄》又说：“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盖以诛暴除害利黎元也。”
    最后，在肯定执政者和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时指出精神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人心的善恶决定着历史的进步与否。王符的历史观中包含着因果报应的宿命观念。《潜夫论·遏利》说：“故以仁义［费］与彼者，天赏之于此；以邪取于前者，衰之于后。”“无德而富贵者，固可豫吊也。”因此，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所担忧的不是“财贿”、“衣食”、“声色”、“威势”等物质方面的拥有和享受，而是“行善”、“申道”、“节志”、“德义”精神方面的追求和践行。《潜夫论·论荣》指出，行善积德更能体现历史创造者的特殊贡献：“人之善恶，不必世族；性之贤鄙，不必世俗。中堂生负苞，山野生兰芝。夫和氏之璧。出于璞石；隋氏之珠，产于蜃蛤。”《潜夫论·慎微》说执政者的精神追求乃是历史进步的基本途径：“政教积德，必致安泰之福；举措数失，必致危亡之祸。”《潜夫论·断讼》说汉高祖颁布三章之法，汉文帝废除肉体刑罚，主要是“全善消恶”，“轻重无常，各随时宜，要取足用劝善消恶而已”。
    三“称于典”“效于实”的认识论
    王符在《潜夫论》的《赞学》《遏利》《论荣》《考绩》《思贤》《本政》《潜叹》《忠贵》《浮侈》《实贡》《边议》《实边》《相列》《梦列》《释难》等篇章中，论及历史认识问题。细读这些篇章，可以发现，王符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是很有创见的。
    王符对历史认识的主客体提出了要求。在历史认识主体上，一是要求历史认识的主体应该具备正确的态度。《潜夫论·梦列》说：“常恐惧修省，以德迎之。”二是要撇开主观因素的干扰，正确把握客观实际。《潜夫论·潜叹》说：“不必任众，亦不必专己，必察彼己之为，而度之以义。”“不稽于众，不谋于心。”在这里，王符虽然说的是君主如何选拔人才，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做王符对于历史认识主体的要求，亦即认识历史，既不能依据其他研究者的意见，也不能依据个人主观的喜好，而应依据历史的客观实情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义”的趋向。在历史认识的客体上，王符认为，因历史发展有规律性，所以历史是可知的。《潜夫论·本政》说：“否泰消息，阴阳不并，观其所聚，而兴衰之端可见也。”进而，王符分析说，不是什么样的历史都可以构成认识的客体，而是应该选择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对象。《潜夫论·遏利》说：“愿鉴于道，勿鉴于水。”此外，王符把历史文献看作是历史认识的基本中介。《潜夫论·赞学》说：“索物于夜室者，莫良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古代的典籍就如夜室中的烛火引导人们认识历史的真谛。
    历史认识如何进行呢？《潜夫论》中提出了两种方式。一是对历史纵向的认识，也可以说是历史事实的认识。这主要体现在王符对历史发展的分期性认识方面。历史分期是历史认识的基本方式。每一个历史学者都会依据自己对于历史的理解来对历史进行分期。王符的历史分期相对比较复杂。有时它采纳汉代史学的基本分期方式，将历史区分为“古”与“今”两个阶段，如《潜夫论·浮侈》中曾经采用“古者……今者……”的句式；有时虽然不明说，但却是将历史区分为上古、近代和当代三个阶段，如《潜夫论·忠贵》篇采用的句式“五代之臣……季世之臣……”，“五代”即上古史，“季世”即近代史，此外还有没有明说的“今者”即当代史。二是对历史横向的认识，也可以说是历史理论的认识。这主要体现在王符对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认识上。历史的统一性就是历史的规律性，它是指历史发展虽然有着千差万别，但是其基本的规则却是一致的。《潜夫论·思贤》指出，历代君王都希望所在王朝能够治安长久，但是最终都灭亡了，其原因就是不能任用贤才。“尊贤任能，信忠纳谏，所以为安也，而暗君恶之，以为不若奸佞阘茸谄谀之言者”；“乱国之官，非无贤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于亡也。”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历史的基本法则。“虽相去百世，县年一纪，限隔九州，殊俗千里，然其亡征败迹，若重规袭矩，稽节合符。”历史的多样性就是历史的现实性，它是指历史发展虽然受历史规律性的制约，但具体的历史现象却是复杂的。《潜夫论·释难》用问答的形式对尧舜的道德不同、周公任用管蔡和学与耕三个问题作了论述，从而指出历史的发展是多样的。关于尧舜道德不同问题，王符指出，尧、舜的道德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居于历史统一性的基础上，他们确实是一致的，并不是矛盾的，“其道同仁，不相害也”。关于周公任用管蔡的问题，王符说，周公任用管蔡是出于“率土之民，莫非王臣”的考虑，而杀管蔡则出于“大义灭亲”的考虑，不存在周公是“仁”或“智”的矛盾。关于学与耕的问题，王符指出：“耕，食之本也；以心原道，即学又耕之本也。”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善心，如果大家都一心求学，培植仁义，那么整个社会就处于和谐幸福的境界。“故贤人君子，推其仁义之心，爱之君犹父母也，爱居世之民犹子弟也。”因此，不会因为全社会重视学问而影响粮食的生产。
    在谈到历史认识的方式时，王符还把观察作为历史认识的方法。《潜夫论·边议》说：“且夫物有盛衰，时有推移，事有激会，人有变化。智者揆象，不其宜乎！”《潜夫论·实边》说：“夫制国者，必照察远近之情伪，预祸福之所从来，乃能尽群臣之筋力，而保兴其邦家。”《潜夫论·相列》说：“贤人达士，察以善心，无不中矣。”在这里，“揆象”、“照察”和“察”就是指观察，而“宜”、“预”、“中”就是指掌握历史规律，也就是说，人们只要注意观察历史的现象，即可认识历史的规则。
    可贵的是，王符还论述了历史认识检验的标准问题。在王符看来，历史认识的标准有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它要求历史认识的观点一定要符合往古圣人的意见。如前所引《潜夫论·赞学》所说，往古先圣通过自己的实践而领悟历史的真理，于是著之于竹帛，成为经典，使后来者学有所依，做有所本。这样，往古先圣的言行就成为后世学者践行的依据，成为历史认识的标准：“从师就学，按经而行，聪达之明，德义之理，亦庶矣。是故圣人以其心来造经典，后人以经典往合圣心也。”可见，将往古先圣的观点作为历史认识的标准，实际上就是将“德义”作为标准，这与儒家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二是实际的，它要求依据历史主体的行为来评价历史，而不是根据历史主体的社会政治地位来评价。《潜夫论·论荣》指出，夏桀、殷纣分别是夏朝、商朝的国君，但是仍然被历史评价为“小人”，而伯夷、叔齐，虽然是“饿夫”，但是却被历史评价为“君子”，其因就是前者“以其心行恶也”，而后者则是“以其志节美也”。人生在世，社会地位的高低是偶然的，而其历史贡献的大小，却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志行”，“宠位不足以尊我，而卑贱不足以卑己”。在历史认识的判断中，如何使用理论的标准和实际的标准呢？《潜夫论·考绩》说：“有号者必称于典，明理者必效于实。”这就是说，宣扬思想观点必须与往古先圣的思想合拍，追求历史真谛必须与历史的实际合辙。当理论与实际发生矛盾时，王符强调实际的作用。《潜夫论·实贡》说：“夫高论而相欺，不若忠论而诚实也。”《潜夫论·边议》说：“明于祸福之实者，不可以虚论惑也；察于治乱之情者，不可以华饰移也。是故不疑之事，圣人不谋；浮游之说，圣人不听。何者？计不背见实而更争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