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是疑古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著名古史专家。他的治学既与“疑古派”学分两途，同时二者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剖析蒙氏之学，可以透视出20世纪前半叶不同史学流派间矛盾、交流和交融的跌宕起伏，对于今天正确认识并评价“古史辨派”及疑古运动也具有一定的表征意义。
    一、早期疑古运动中的古史传说研究
    清理中国传说中的古史，这是现代疑古运动一上手就面临的一个课题。“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中国人头脑中的这一层根深蒂固的意识，成为横亘在以破除封建迷信为职志的疑古健将面前的一大障碍。所以，早在提出著名的“层累说”以前的“民国十一年（1922）”，顾颉刚先生已在“《努力周刊》副刊的《读书杂志》里对于三王的第一代（禹）和五帝的末二代（尧舜）”下了“一番破坏”，“把关于他们的传说作了一番系统的建设”；同年，顾因祖母病重回故乡，经胡适介绍，商务印书馆特邀请顾编写一部《中学历史教科书》[1]（第七册中，P45），顾“想了许多法子，要把这部教科书做成一部活的历史，使得读书的人确能认识全部历史的整个的活动，得到真实的历史观念和研究兴味”。对于“上古史”中三皇五帝的传说，顾在编写前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三皇五帝的系统，当然是推翻的了。”[2]（P51）为此，顾拟仿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三皇五帝为“传疑时期”的做法，专“列了一章‘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正是在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过程中，顾在理论上有了重大创获。他“忽然发现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的问题”！思考的结果是“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2]（P52）。这说明，“层累说”的胎育与“三皇五帝”的辨正有着直接的因缘关系，并且早在1922年顾先生已经有了初步的想法。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一事，后虽因主管当局以“否定三皇五帝动摇了民族的自信力”为由加以阻挠最终未果[1]（第七册中，P45），但它在“层累说”的构思、酝酿及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却是不应忽视的。
    1923年，顾提出了“层累说”，此说仍然紧紧咬住传说中古史的一些问题，以此作为理论阐述的突破口。“层累说”发表后，刘掞藜、胡堇人提出了批评，1923年顾撰《答刘胡两先生书》，提出了理解中国古史的四条原则，四条中的两条比较具体地谈到了对传说中古史内容的甄别：（一）打破民族一元的观念。顾先生认为，自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界日益扩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渐归到了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从而造成了“在现在公认的古史上，一统的世系已经笼罩了百代帝王，民族一元论可谓建设得十分巩固了”的现象。但是，根据史书的记载，周出于姜嫄，任、宿、须句出于太昊，郯出于少吴，陈出于颛顼……他们原是各有各的始祖。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他们的系统的异同状况。”（二）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指出：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人与神混，人与兽混，举不胜举。“他们所说的史固决不是信史，但他们有如是的想象，有如是的祭祀，却不能不说为有信史的可能。自春秋末期以后，诸子奋兴，人性发达，于是把神话中的古神古人都‘人化’了。人化固是好事，但在历史上又多了一层的作伪”；“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那时人的想象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时以前的政治史，因为宗教是本有的事实，政治是后出的附会，是假的”[2]（P100－101）。显然，顾先生的所论已经明确指向了对传说中古史的清理，其中涉及到了许多民族始祖的神话传说。顾先生这里使用了神话的“人化”这个概念。虽然顾先生承认有关古史的神话传说中“有信史的可能”，但同时又认为“他们所说的史决不是信史”，这样，顾先生就自相矛盾地否定并轻易放弃了他论断中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思想胚芽，即：“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那时人的想象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顾的这一卓识却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蒙文通《古史甄微》的核心论点（见后文）。自然，1923年顾先生所谈传说中的古史，无论从内容的广度还是从论证的深度来看，都还是浅近的，因而是初步的。但自觉地将传说中的古史置于现代文化认知的背景下加以批判地考察，顾先生终是最先的觉悟者。
    “层累说”发表后影响巨大，“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3]（P17），顾说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是自然的。就在“层累说”发表四年后的1927年，中国古史研究领域诞生了第一部从地缘因素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古代民族和文化差异的代表性专著——蒙文通的《古史甄微》。
    从“疑古”的角度看，《古史甄微》的面世是值得重视的一件事。蒙文通治学的基本立场自然不是“疑古”而更加接近于“考古”、“释古”一派；他撰写《古史甄微》，旨意也不在疑古上。如《古史甄微》“七”为“上古文化”，“八”为“虞夏禅让”，“九”为“夏之兴替”，基本上是将从上古到夏代作为一部信史来勾勒的。而我们看顾颉刚、童书业的《夏史三论》，却认为整个夏代的历史是由神话传说演变而来①。此可见蒙文通与疑古派的不同。以此，蒙默《蒙文通先生小传》指出：“时疑古之风方兴，或颇引为同道，谓‘在他之前，没有像他那样把三皇五帝彻底研究过’。并以此即先生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然先生之破三（皇）五（帝）说也，止以其体系不足据而已，并非娲燧牺农两喾祝公诸传说而摒弃之，故与疑古者流迥异其趣。”[4]（P324）虽然如此，蒙默之说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蒙默谓蒙文通“与疑古者流迥异其趣”，这大体上固然不错。但值得注意的是蒙默点出了“当时人”对蒙文通“此即先生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定位。这个定位虽与蒙默谓蒙文通“与疑古者流迥异其趣”的立场相径庭，因此“大体上”可以视为当时学界的一部分人对于蒙文通的“误解”甚至是“曲解”。但此种“误解”乃至于“曲解”仍然有意义，它至少表明客观上当时人有将蒙氏视为疑古派的意思。在时过境迁80年后的今天，此说提醒我们，在当时人的眼中，“疑古”与“释古”、“考古”派之间的界限并不像今天的“考古派”之评价“疑古派”那样视同水火。其次，之所以说学界有人将蒙文通视为疑古派只是“大体上”的一种误解或曲解，是因为从蒙文通治学的具体内容来看，存在着他对于疑古派关键性学术成果的借鉴和利用。因此只能说：蒙仅仅大体上“与疑古者流迥异其趣”而已。换言之，蒙文通与“疑古派”的治学，二者并非泾渭分明。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在20世纪20－40年代疑古之风炽烈，这个大背景对蒙氏之撰写《古史甄微》的影响不容否认。事实上，作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学术派别，疑古派的一些学术精华——尤其是疑古派的方法论——对于考古、释古两派都有影响。这点从蒙文通的治学中体现得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