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蒙文通的学术渊源及《古史甄微》
    蒙文通与“前古史辨派”的疑古代表性学人在学术上有着渊源互接的关系。这不仅因为蒙文通是廖平的弟子，而且因为他的代表作《古史甄微》就是为了完成廖平的嘱托而撰述。正如《古史甄微》蒙氏《自序》所言：
    乙卯（1915）春间，蒙尝以所述《孔子古文说》质之本师井研廖先，廖先不以为谬。因命曰：“古言五帝疆域，四至各殊；祖孙父子之间，数十百年之内，日辟日蹙，不应悬殊若是。盖纬说帝各为代，各传十数世，各数百千年。五行之运，以子承母，土则生金，故少昊为黄帝之子。详考论之，可破旧说一系相承之谬，以见华夏立国开化之远，迥非东西各民族所能及。凡我国人，皆足以自荣而自勉也。”蒙唯诺受命。[5]（P335）
    按：廖平要破除古帝王世系的“一系相承之谬，以见华夏立国开化之远，迥非东西各民族所能及”，此说系针对20世纪初章太炎、刘师培等提出的华夏民族西来说而发，其中虽不乏与章、刘之间今古文经之争的经师门户意味，但基本的旨趣是立在培养国人的中华民族自豪感上的。而顾颉刚“层累说”要破除“一统的世系”和“民族一元论”，虽然顾说是为了铲除国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迷信，与廖平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但二说目标一致，这一点颇值得注意。蒙氏《古史甄微》提出了“太古民族显有三系之分”的卓越论断[5]（P337），将我国上古居住民划分为分别活动于江汉、河洛、海岱三大地区内。蒙氏整个学术框架的逻辑起点即在于破除或者说否认中华民族起源之一系说。考虑到廖平与蒙文通的师承关系和蒙文通实际受到过疑古派重要影响的事实，蒙氏的整个论断既可以视为承袭并发展廖平而来，也可以说与“层累说”有关，至少不相枘凿。
    蒙文通的治学系从治经入手，他的治经则从辩证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切入。
    对于今文一派的一些核心观点蒙氏均感不满，指出：“刘（逢禄）、宋（翔凤）、魏（源）、崔（适）、康（有为）之流，肆为险怪之辨，不探师法之源，徒讥讪康成，诋讦子骏……即以是为今文，斯谓之能讪郑则可，谓之今文则不可。……鱼目混珠，朱夺于紫，其敝也久矣。”[5]（P336）“《左》书多符六经，安得日不祖孔子？”[5]（P338）按，蒙氏师廖平之学曾有数变，在撰《今古学考》时他尚能对今古两家不分轩轾②。但到了蒙文通撰写《古史甄微》的1927年，廖平之学早已数变而根底移易，以大诋郑玄，尤以讥诃刘歆造伪为能事了。现蒙氏对常州一派的非康成、刘歆深致不平，又谓《左传》“祖孔子”也就是认为《左传》“传”《春秋》，此皆大不同于刘逢禄下至于康有为视《左传》为经刘歆改窜之伪学的论断，亦与廖平数变之学根本不同。然溯其渊源，蒙氏之论却仍然系植根于廖《今古学考》而扬弃者。蒙默所言“先生以秦以前无经学，经学乃始于汉，既为先秦诸子之总结，故其精义在传记不在六经，在礼制不在义理，在行事不在空言”[4]（P324），这个观点也与廖平针锋相对，然亦益发可见蒙氏之学脱胎于廖平之迹③。
    蒙氏对于今文经学不满，对于古文经学，蒙氏同样提出了批评。在蒙氏看来，古文之弊在于“徒诋谶纬，矜苍、雅，人自以为能宗郑，而实鲜究其条贯”[5]（P336）。何谓“条贯”？“条贯”者，“义理”之谓也。蒙氏意谓若只重苍、雅考订，没有“条贯”义理，此于康成颇类买椟还珠，徒然袭得郑玄之皮毛而已，却并未明其精华之所在。这种议论，很容易使人想起章实斋批评乾嘉考据学的饾饤而缺乏“别识心裁”。自乾隆年间庄存与复兴濒临死绝的今文经学以来，上自清代中期的刘逢禄、宋翔凤，下迄中国近代的龚、魏、廖、康，重视六经中的“微言大义”始终是今文家坚守的治学方向，今文家并且以此为据批评古文家的繁琐考据而不得要领。蒙氏学出廖平，在重条贯义理方面容或继承了今文经学的某些治学精神。古文家均信奉“六经皆史”，尤其章太炎、刘师培等，“六经皆史”更是他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但在蒙氏看来，史以真为先，六经中的历史人物如商汤、周武王的“记法”均与《汲冢书》、《山海经》所言相异，则究竟各说何者为真？在这个问题未辨明以前，“六经皆史之谈显非谛说”[5]（P338）。蒙氏师从廖平，廖平与章太炎、刘师培辈势同冰炭。在《古史甄微》的写作时代，今古文经之争仍然激烈，“数十年来，两相诋諆嘲嚷，若冰炭之不可同刑”[5]（P336）。蒙氏指摘“六经皆史”论的瑕疵，恐多少受到了其师攻击章太炎、刘师培等古文经学的影响。但蒙氏毕竟已非一介经师，而是一位学养深厚的现代学者，他批评“六经皆史”，并不是站在传统今文家派立场上的狭隘陋见，而能够跳出今、古两家的门户，站在现代学术立场对于今、古文经作出评骘。以史之求真为旨归是蒙氏的基本立场。从治史求真出发，蒙氏既探究今文经学内部鲁学与齐学之异同，于上古因地缘之差异而导致的神化传说的各不相同，蒙氏亦无不穷源而竟委之。蒙文通之于廖平虽有上述如许矛盾，但在文化研究的地缘性方面，蒙氏却受到了廖平的深刻影响。
    廖平提出了以地缘划分今文内部的鲁学、齐学和古文经学的主张，指出：“鲁、齐、古三学分途，以乡土而异”；“邹与鲁近……荀子赵人，而游学于齐，为齐学。《韩诗》燕人，传今学而兼用古义，大约游学于齐所传也。《儒林传》谓其说颇异，而其归同。盖同乡皆讲古学，一齐众楚，不能自坚，时有改异，此韩之所以变齐也。而齐之所以变鲁，正亦如此。予谓学派由乡土风气而变者，盖谓此也”[6]（P41）。乡土异则学术文化受其影响肯定存在差异，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廖平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是他的卓识。廖一生固守“鲁、齐、古三学分途，以乡土而异”的理念，这个认识成了蒙文通理论框架的基石。如其自谓：“余作《经学抉原》，深信齐鲁学外，而古文为三晋之学，则经术亦以地域而分。”[5]（《自序》，P348）从辨镜学术源流出发，蒙氏再由今文而上，探其异同之故，指出：“古文学既南北异趣，今文学亦齐、鲁殊致，适海适岱，言各有宗。”[5]（P337）他分析地缘文化的差异性，认为：“盖鲁人宿敦礼义，故说汤武俱为圣智；晋人宿崇功利，故说舜禹皆同篡窃；楚人宿好鬼神，故称虞夏极其灵怪。三方所称述之史说不同，盖即原于其思想之异。《古史甄微》备言太古民族显有三系之分，其分布之地域不同，其生活与文化亦异。六经、《汲冢书》、《山海经》，三者称道古事各判，其即本于三系民族传说之史固各不同耶！”④ 按，六经、《汲冢书》、《山海经》之评价商汤和周武王的伐夏、商的确存在明显的矛盾。在学术史上过去从未有人探讨形成此种矛盾的原因，更没有人从鲁、晋、楚因地缘差异而产生出的不同文化背景来加以说明。因此，蒙文通之说具有开创性意义。
    又如，《孟子》中多载史事并且“尽人所信”。但蒙文通注意到，如果“以《孟子》书证《孟子》书”即采用校勘学上的“内证法”，可以发现，除了孟子的说法以外，“显有异家之史存于其间”。两相比较的结果，“孟子所称述者若可疑，而孟子所斥责者翻若可信”。如关于伊尹辅佐商汤一事，《孟子》中提到了万章的说法。孟子不同意万章，但万章之说却有《韩非》之说为之佐证，蒙文通认为，《孟子》中的矛盾之处足见“万章之疑非诬”，反证孟子之说可疑。以此，“六经皆史论”如何站得住脚？蒙氏又指出，关于伊尹的相关说法，孟子与《韩非》、《天问》不同而“惟墨翟与合”，原因何在？蒙氏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岂以邹鲁所传自相同，而与晋、楚之说各异耶？”[5]（P339）
    从地缘角度考察经学内部的分化以及今、古二学之所以异趣，是廖平已经初步建立的学术路径。蒙文通则进一步拓展了廖平，他的考察也从经学扩大到了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范围从六经扩大到了《汲冢书》、子书、《山海经》和三皇五帝，这些都是廖平所未曾涉及的领域。但蒙文通的学术基点却仍然不能不说是由廖平奠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