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势，史学界同行们已经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有的已见 诸报刊。总的来看，21世纪的中国史学将更加密切同外国史学的对话，并将进一步加快融入 世界史学潮流的步伐。同时，中国史学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方面，将会拿出新的成果，并 发挥其主导作用与主流影响；中国史学在总结古代史学遗产方面，也将拿出新的成果，以突 出自身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这个基本趋势，在历史学的理论、方法论上，在研究对象、 课题确定和价值取向上，在研究手段和成果表现形式上，都会有所反映。
    这里，我想讲讲关于影响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面貌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老生常 谈了，但因其十分重要，还是有不断加以强调的必要。
    一 百年总结与21世纪中国史学
    20世纪中国史学，是中国史学史上极为壮丽的一段历程，尽管它也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 但终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怎样看待这段历程？怎样从史学思想上估量20世纪中国史学给我 们的启示？这无疑是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我认为，认识20世纪的中国史学，重在把握 大势和提出问题。把握大势，以明了其脉络；提出问题，以权衡其得失。关于20世纪中国史 学发展大势问题，论者已多，不再重复。这里，就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几个问题，讲一些初 步的思考。
    第一个问题：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什么？从中国史学发展总的进程来看，从史学 的性质来看，是否可以认为，历史观的进步是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明乎此，才能 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的关键。
    20世纪中国史学在历史观上的进步有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古代历史思想的积极 成果，即朴素的唯物观点和朴素的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第二个阶段是从近代进化论到马 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前者完成于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泛传播；后者完成于20 世 纪三四十年代，并在50年代广泛传播，八九十年代进一步深化。20世纪中国史学上出现的历 史观，林林总总，各骋其说，观其大势，即在于此。
    为什么说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呢？这是因为：第一，在悠久的中国 史学发展史上，尽管历史观也在不断进步，但如同20世纪这样，百年左右，历史观出现两次 根本性变革，是前所未有的。第二，20世纪的中国史家论史学的进步，十分强调历史观的重 要。如“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是强调“历史哲学”的。他认为：“苟无哲学之理想者， 必不能为良史。”[1]（p250）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者之一李大钊，在1919-1920年先后发表 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论文[2]，突出 地表明了他对唯物史观的重视。郭沫若、翦伯赞等对此也多有论述。如翦伯赞在《历史哲学 教程》一书的序文中指出：“我所以特别提出历史哲学的问题，因为无论何种研究，除去必 须从实践的基础上，还必须依从于正确的方法论，然后才能开始把握和理解其正确性。历史 哲学的任务，便是在从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变中去认识人类社会之各个历史阶段的发生发 展与转化的规律性，没有正确的哲学做研究的工具，便无从下手。”[3]（p2-3）这就是说， 人们对于历史的研究并使其达到对于历史的科学认识，必须“依从于正确的方法论”，以“ 正确的哲学”为其指导。换言之，哲学的进步，历史观的进步，必然会推动历史研究的进步 和发 展。再者，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顾颉刚，在1945年论到“民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 的进步时写道：“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 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 史的观念。”这是他对“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的评价。[4]（p3）由此可见，这些属于不同 的史学思潮和历史观念的史家，都强调历史观的重要，决非偶然。第三，这是最重要的，即 历史观的进步和变革，反映了史学发展中自身性质的变化。诚如李大钊所说：“实在的事实 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纪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 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 ，是含有进步性的。”[2]（p70-71）这些论述，一则说明历史观是不断发展的，二则说明历 史观决定着史学的“实质”。倘若我们以“新史学”的历史理论及其撰述同19世纪和19世纪 以前的历史理论及其撰述相比较，不难发现史学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同样，我们以马克思主 义史学的历史理论及其撰述同“新史学”的历史理论及其撰述相比较，也会发现史学所发生 的重大变化。
    综上，故谓历史观的进步是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认识。
    第二个问题：20世纪中国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什么？20世纪中国史学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 出的成就。关于这方面的基本面貌，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1900-1980八十 年史学书目》和1980年以来历年的《中国历史学年鉴》所提供的史学书目中，可略见其眉目 。近年来出版的有关著作和杂志上发表的专题文章，对此有概括的综述和具体的评论，都足 以说明20世纪中国史学成就是巨大的，不论是整体面貌还是局部领域都发生了令人鼓舞的深 刻变化。那末，其中是否也有需要加以强调的最突出的成就呢？依我的浅见，20世纪中国史 学最突出的成就是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认识和撰述。从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 一 文，提出撰写中国通史的设想，到1999年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12卷22册，约1400 万字）全部出版，百年当中，中国史学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间，章太炎、夏曾佑、 陈黻宸、王桐龄、吕思勉、邓之诚、缪凤林、钱穆、周谷城、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郭 沫若、尚钺、张舜徽、蔡美彪等以及其他许多史家，都各自做出了贡献。他们的著作，在历 史观、方法论和表现形式上，不尽相同，甚至多有歧异，因此在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上 亦自有差别。但是，这些著作在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揭示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世界 意义方面，都深刻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家所走过的艰难而光荣的历程。梁启超认为：“专 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斯固然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 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1]（p144）范文澜更深感 撰写通史的艰难，他指出：“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 以局部性的深入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 次，庶几写出好的中国通史来。”[5]（p77）这些话，既说明了专史、断代史同通史的关系， 也说明了通史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这一特殊重要性，无疑是其性质所决定的；但更重要的 是，它是所有专史、断代史、通史和考古研究者的心血共同铸造的。
    1999年4月25日，江泽民致信白寿彝，祝贺《中国通史》出版。他在信中指出：“中华民族 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要在青少 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 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奉献力量。我一直强调， 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 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于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 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6 ]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当前中国历史发展的背景，阐说了中国通史的重要性。要之， 从总的估量来看，20世纪中国史学在其分支学科的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都有很高 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然而，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述，更能全面地阐 明中国历史的进程、特点和规律，更能揭示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及世界意义，更能增强中国 各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凝聚力和对创造美好的历史前途的信心。因此，对于这一成就，我 们应有充分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