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钱穆对于疑古派的诸多学术观点均不赞成，但他在方法论层面却充分肯定了“层累说”，指出顾的不足正在于未能坚守住“层累说”，未能用顾自己倡导的“演进的方法”看待古帝王的传说以及今古文经问题，而是过分强调了刘歆、王莽个人的造伪。钱穆的这种褒贬互见的分析鞭辟入里合情合分，并不像现在学界的某些人那样将疑古派一棍子打倒。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一章在谈到“疑古学派”的学术贡献时说：
    西欧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评判史料的风气才大为展开，而且进步很快，在历史界中成为压倒一切的形式。自辛亥革命以后，这个潮流才逐渐扩大到中国。我国历史界受了西方的影响，地域古史才逐渐有所谓疑古学派出现（按，虽然受了西方影响，但主要自有中国学术背景）。这一次参加的人数很多，工作的成绩也很丰富，一大部分由顾颉刚先生及他的朋友们搜集到《古史辨》里面。……由于疑古学派（广义的）历史工作人员及考古工作人员双方的努力，才能把传说时代和狭义历史时代分开。[8]
    众所周知，将“传说时代和狭义历史时代分开”，这在史学史上是衡量历史学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一条重要标准。例如，克罗齐在谈希罗多德的历史意义时即认为：“在那个时候，思想放弃了神话性的历史及其较为粗糙的形式，即神异的或奇迹的历史，变成了尘世的或人类的历史。也就是说，变成了我们今天所仍怀抱的一般概念。”[9]（P144）柯林武德也据此将希罗多德作为开创“科学历史学”的鼻祖[10]（P49）。徐旭生充分肯定了在历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疑古派”的历史功绩。徐将“历史工作人员及考古工作人员”全都囊括在“疑古学派”（广义的）中，不管他的这种划分在今天看来是正确还是错误，它却是当时很具代表性的一种意见，表明了疑古派在当时学界的影响之大以及“疑古派”与“考古派”或“释古派”边际的模糊性。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导性史学以前，“疑古学派”是我国史学界影响最大的学术流派。由于疑古运动的吸引⑤、砥砺和磨练，我国学界的一大批栋梁之材在疑古运动中脱颖而出。仅据《古史辨》收录的参与过“疑古”问题讨论的学者，就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古典文学、哲学等多个学科，且参与者多为当时的一流学者⑥。饮水思源，疑古运动对于我国学术界人才培养的高功伟绩也是后世学界应当永远铭记的。
    从史实考订的“操作性”层面看，“层累说”中如下一段人们耳熟能详的论述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并为今人提供了可对之进行“现代性”诠释的丰富学术内涵。顾先生说：“我们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2]（P60）这段话是“层累说”的精髓，实际上包含“疑”和“信”两个层面的内容：“东周史”和“夏商史”往往并非“东周”和“夏商”人所作，而是“后人”的作品，史家考订并揭露这个“历史事实”是理所当然的。这是顾先生的“疑”。但顾说中还涵有“信”的一层要素，这一点，却因为人们将顾先生定位为“疑古派”而被长期遮蔽掉了。顾先生的“我们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和“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本质上是一种“信”。顾先生之所以以“史”冠以“东周”和“夏商”的名下，这是指示我们应当明了：“战国”和“东周”史家笔下的历史仍然值得期待和信赖，因为它们本质上仍然是“史”。就是说，史家必须尊重史实这一原则，使得史著至少可以为后人提供值得信赖的历史讯息。换言之，顾先生的考辨，是建立在相信经过了传说的演变业已“凝固”、“定型”以后的古史的。传说的原貌究竟如何，这是顾先生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的⑦。细细体会顾说，他是要从“至少能知道”往“上”、往“前”，往那个能够得知“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推进的。这也就是钱穆先生指出的顾先生及《古史辨》“以复古求解放”的本质。就“古史的传说”来看，顾对于辛亥以后到处张贴的“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的布告认为不可信，因此怀疑。但顾要知道的是“这些相信四千或五千年的年数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⑧，亦即要求厘清此种说法的源头以及何时“定型”，这是“层累说”的根本目的所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疑中考信”。顾先生的辨伪固然存在“疑过头”的倾向，每每使得“至少能知道”某一史事变成了“只能知道”某一史事，此即张荫麟深刻批评过的“默证法”。但我们却不能因为顾先生在具体辨伪中的某些操作失当便全盘否认顾说中具有方法论重要意义的“信”的一面的存在。例如，顾在谈到他考察戏剧、歌谣的“分化”时指出：戏园中有“尧舜生，汤武净，五霸七雄丑末耳”的说法，顾认为戏曲中这种对历史人物的“定性”很可以用来观察史书上对“圣贤”与“恶魔”的理解，倘若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桀纣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作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是颂誉和诋毁的积累的层次”[2]（P41）。这个揭露，其方法论上的意义在于：它提示我们注意史家撰史时存在着按照“好人”、“坏人”的模式简单化地对历史人物进行“归类”的倾向。再如，关于纣，在从《尚书》到《史记》的不同典籍中的确有各种不同的“记法”，这是一个事实。揭露此类事实，是顾说的重要构成和顾先生的疑古取得过的重要成就，这一点不容否认。而此类“疑”的目的均在于探究某种传说的源头及其演变，即目的都在于“信”。若以认识论为视角，则我们必须承认：后人对业已存在的前人思想的任何诠释都不能不带有诠释者的时代性和诠释者个人的烙印，因此总有不尽符合诠释对象的本真之处，亦即总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这一原理是现代诠释学普遍认定并且被当今历史学有效引进的一条准则。克罗齐认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顾先生的“我们至少能知道传说中的历史真相”的说法，用了顾自己的学术用语，表达了与克罗齐、柯林伍德同样深刻的思想，即顾先生同样注意到了“人”的主观性在历史演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此，对于“后人”在诠释对象的过程中种种的“失真”，我们就可以视之为原始史实的“放大”、“缩小”或“变动”，并且可以用“层累说”的表达来加以理解和剖析。从这个意义上说，“层累说”到目前来看仍然没有“过时”，仍然具有相当的效应，至少我们现在还提不出全面否定或取代“层累说”的新方法和新理论。
    收稿日期：2009－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