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在商史方面用力不多，但1933年发表的《殷商无四时说》一文（20），考定殷商时人只有春秋两季的概念，至今仍是颠扑不破的认知。先生还有1949年发表的《商纣之检讨》一文（21），迄今为止仍不失为一篇据甲骨文以论商史的重要论文。先生旁征博引，除了引述传世典籍，还充分利用甲骨文材料，一反传统之说，认为纣并非什么暴君，周灭商也并非什么义举。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先生认为：研究商纣其人，“要在史书中用冷眼来观察，侧面去推敲，客观去论断，同时再拿地下的材料爬梳印证，才能去伪存真”（22），实在是古史研究的金科玉律！
    应该特别书上一笔的是先生在甲骨学教学上的贡献。1924年，先生因作《殷虚文字类编》而为马衡（字叔平）所举荐，进入北京大学国学门念研究生，才读了一年就被东南大学聘为讲师，讲授甲骨文字（23）。先生恐怕是在大学里开设甲骨文字课程的第一人。1927年，先生转到中山大学任教，编有《殷墟文字》讲义（24），石印刊行。这大概算是甲骨文最早的教材了。于此可见先生讲授这门课程已是驾轻就熟的了。1931年，先生转而任教于北平师范大学，1932年撰成《甲骨文字研究》讲义（25），用于北平师范大学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学。《甲骨文字研究》虽然被用作教材，事实上是先生研究甲骨文的心得。譬如“甲骨文字中用点之表示”一章，就是本诸《殷虚文字用点之研究》一文。又如对甲骨诸家的评介，不偏不倚，实事求是。对于素为唐兰所诟病的叶玉森（26），先生称赏有加：“丹徒叶玉森（葓）著《殷契鉤沈》、《说契》、《研契枝谭》，骋其所见，多独到语，于罗、王二家外，别树一帜。”（27）可知先生确乎把叶氏看作当时研究甲骨文三大家之一。在评价《殷契鉤沈》一书时又说：“此篇于国名稽鉤甚多。……其字虽不尽识，地望无从得知，观其上下文义则为国名地名而可信。颇可补罗氏之挂漏。”（28）先生此书，已注意到利用甲骨文以上溯殷商古史的问题。其中“（四）由甲骨文字中推想上古人民生活之程序”一章，勾勒出“渔猎”、“游牧”、“农业”、“信仰与宗教”、“政治与刑法”、“思想与艺术”等史迹。每一项都可以出一专论，可惜先生后来无意于此。但可以肯定，先生富有启示的导论，影响过有志于此的学人。此外，先生此书还具有学术史之价值，从甲骨文的发现到早期甲骨文著作的述评，都可补目下所见之不足。
    如同甲骨学，简帛学也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当然也是在简牍、帛书发现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门学问。所谓简帛学，就是以竹简木牍帛书及其所载文字为研究对象的学问。
    在纸张发明以前，简牍、缣帛作为文字主要的书写载体，历史可能相当悠久。譬如简策，徵诸传世文献和古文字，大概可上推至殷商以前（29）。帛的使用历史也许不如简牍久远，却也不会太晚。王国维认为：“帛书之古，见于载籍者，亦不甚后于简牍。……则以帛写书，至迟亦当在周季。”（30）不过，由于简牍、缣帛保存不易，因而后世所发见的简帛在总数上所占比例可能微乎其微。
    简牍发现及研究的历史，目前所知，至迟可上推至汉。《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由此而形成了一个古文经学派。延至晋，亦有简牍的发现及研究。《晋书·武帝纪》载：“咸宁五年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流传至今的《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就是经过了当时的学者整理过的古籍。不过，战国帛书的发现就相当晚了，在20世纪40年代长沙所出之前，闻所未闻。
    简帛的发现虽然很早，然而，科学意义上的简帛学却在19世纪末年才得以建立。早期的简帛学，实际上只是简牍学，并不包括缣帛的研究，而且仅涉及汉代简策。例如简帛学上的奠基性著作——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虽然旁及少量的晋简、纸片和帛书，主要的还是汉简的研究。随着考古上新的发现，简帛学研究的范围遂逐渐扩大到战国及秦的简策和缣帛。
    先生在简帛学方面的贡献，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资料的收集及整理，二是文字考释及书法研究。以下分别述之。
    先生曾藏“居延汉简”一函五枚，为西汉哀帝时物，“当得自裘善元处，原是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黑城附近所得两汉木简的一部分，因被盗窃出来而流失四方”（31）。虽然先生一直没有撰写文章加以讨论，但亦可藉以得知先生有意于此久矣。先生还藏有帛书残片一件，也是出自长沙子弹库（32）。1942年9月，战国楚帛书被盗出土后不久归长沙唐鉴泉（先生原注：原做上门裁缝，民国十六年始在车站路正式开业，招牌“唐茂盛”，辟屋之半兼营古玩。二十年专业古玩，人皆以“唐裁缝”呼之——引者按）所得。是年冬季，唐去信先生求售。先生托友人沈筠苍前往了解情况，据沈筠苍给先生的信中说：当时的帛书是“大块的不多，小块的累累”。正在反复议价之际，就被蔡季襄捷足先登。可见，先生所藏就是“累累的小块”中的一块。先生虽然与完整的楚帛书原件失之交臂，却在1959年得到楚帛书的原大照片，于是摹写刊布，以利不易见到照片的学者（33）。先生所收集的简帛原物虽然不多，但在原始材料的搜集上仍旧是不遗余力的。自“上世纪50年代初，以迄60年代中，先后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出土七批战国楚竹简，计八百余枚”，先生“遂倾注精力开展楚简研究工作”。开始先生根据发掘单位及学界友人提供的照片及临写本进行研究，终觉不安，后来两次到实地考察，进行精确的摹写和考释，然后公诸学界（34）。应特别一提的是，早期的照相术不太精良，而简帛又都是书写本，不同于甲骨文可以施以墨拓。因此，一份精确的摹本甚至比照片还有研究价值。以“楚帛书”为例，先生据弗利亚美术馆（The Freer Gallery of Art）提供的全色照片所摹凡839字，经与后来的红外线照片相校，除其中残文105字外，摹写有误者仅91字，而正确无误者有643字。比蔡修涣据实物临写的本子（凡592字，误摹133字）精确得多（35）。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New York）红外线照片（1966年）刊布之前，堪称最佳摹本。又如上世纪70年代以前所出战国楚简，先生及其助手曾畏的摹本较之照片研究价值更高。遗憾的是，倾注了先生多年心血的《战国楚竹简汇编》直到1995年才正式面世（36）。尽管如此，能够把出自多处、出土时间不一的材料汇为一编，功德无量。此书至今仍是学者重要的参考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