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长沙古物闻见记》
    1939年，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丛刊甲种，线装二册。抗日战争开始，先生随金陵大学南迁，路过长沙，见到、听到几年前有不少文物出自战国楚墓葬，乃用心调查，收集材料，著为是书。分上下卷。卷上分漆、木、匏、革、缯帛、纸、黄腊、松香、水晶玛瑙、琉璃、陶、泥十四类，五十二则；卷下分金银、铁、铜、石、不详其质、附邻邑古物五类四十则，凡十九类九十三则。所记古物，除少数汉及汉以后器外，绝大部分为战国楚器。卷首有陈梦家序及自序。我国记述出土楚文物，特别是楚漆器方面的书，此为第一部。
    是书出版后，先生复于1941年再度入湘，考察长沙古物，并以日记体撰《长沙古物闻见续记》（自四月五日至八月廿日，凡记三十九则）。又于1952年冬应中南行政区文化部邀请，赴长沙参加抢救性之考古发掘。归后作《长沙发掘小记》，以续《长沙古物闻见记》及《长沙古物闻见续记》。1996年11月，中华书局据原书影印一册，并附入《续记》、《小记》，还附入《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长沙古器物展览目录》及《跋柯克思〈中国长沙古物指南〉》。先生当年手拓（绘）之器物图及部分手稿亦一并附入以飨读者。卷末有商志《重印后记》。
    （九）《广州光孝寺古代木雕像图录》
    1955年2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精装一册。1950年光孝寺大殿三宝佛被毁，在佛内发现六十至七十个木雕像，在无人过问之下，绝大多数随土弃去。事后先生将为人保留下来的十七个，集中加以研究，根据伴出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钱及雕塑风格、手法，认为是唐代的作品。这大批的唐代木雕像，在全国还是第一次发现。卷首有先生所著《广州光孝寺古代木雕像的发现经过和它的艺术价值》一文，认为木雕像“很可能是唐代的作品，而不会是唐以后的东西”，“这些像在美术上的价值是远超过其在考古方面的价值的”。计罗汉像四、护法像二、信士像二、供养人像九。
    （十）《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
    1955年6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精装一册。郭沫若题写书名。全书著录并摹绘战国楚漆器二十八件，计凭几一，俎一，案一，柄一，匣一，舞女奁、车马奁、狩猎奁各一，银扣盒三，银扣盒盖一，银扣盘二，盘四，羽觞七，羽觞盒一，壶盖一。卷首有序，论述楚漆器在历史考古学上的价值，并从楚漆器的造型和图案美术两方面论述其艺术价值。附有《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说明》，详细记述漆器的尺寸及有关出土或收藏情况，并对有些器物的名称用途作简要的考证。卷内所录漆器，部分已不知去向，部分在摹绘之后，器收缩失去原来的造型，或已破坏，无法挽救。故所载器物图（照片及彩绘摹本），已成孤本，异常珍贵。本书1957年5月由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再版。
    （十一）《石刻篆文编》十四卷，附录一卷，附检字
    1957年7月，科学出版社出版，线装二册。卷首有自序，略述编撰经过及对若干石刻文字的看法。全书以双钩摹录石刻篆文二千九百二十一字，采自九十三种石刻，每字之下录入与该字相关之原句。以《说文》次序分为十四卷，附录一卷，检字一卷。此书为先生继《殷虚文字类编》后撰集的又一部古文字字典，从摹录篆文到付梓行世，前后达三十余年。这是我国目前惟一的石刻篆文字典。
    1976年11月中华书局香港分局曾重印此书，精装一册。1996年10月，中华书局影印容庚先生朱批校补本，又据作者生前手迹，重新排印前言，调整部分采用石刻目次序，并附入《字说》十四卷，合为精装一册。卷末有商志《重印后记》，略谓：“《字说》初稿写于抗战期间蜀地，一九五八年父亲曾略加梳理，一九七九年复命陈炜湛协助整理，部分条目刊载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古文字研究》。此次发表《字说》全文，是根据父亲晚年手批眉补，加以整理补正，并校核引文。”
    （十二）《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二卷（与黄华合编）
    1960年6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精装二册。本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以书画篆刻家之字号为序，检此卷可得知其姓名、籍贯、年代、专长等资料；下卷以书画篆刻家之姓名为次，检此卷可得其字号。两卷相辅为用，甚便读者。卷首有自序，略述中国历代文人于名字外使用别号的概况，并谓编纂此书得黄华襄助，合二人之力，费四年余的时间，编成这部字号工具书，提供同好者参考。
    本书所收书画篆刻家之字号，自秦至于民国，约一万六千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