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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期间美国的大战略是遏制战略。遏制战略是1946-1947年在美苏同盟关系破裂、由合作转向冷战的大背景下，杜鲁门政府依据乔治·凯南的对苏遏制思想及政策建议制订，并于1950年最终确立的。
    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的乔治·凯南应美国国务院的要求，发回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电报，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就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具体建议。凯南认为，苏联和希特勒德国不同，“……它不冒不必要的风险。它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力量的逻辑高度敏感。由于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一点上遇到强大阻力时，它可以轻易地退却，而且它经常这样做。因此，如果对手拥有足够的力量和表明准备使用它，几乎用不着这样做，如果正确地处理形势，就不必进行有损威望的摊牌”。同时，凯南建议美国政府应不断完善美国社会，加强美国人民的自信、纪律、士气和集体精神，为其他国家规划并提出世界图景等。[6]（P696-709）在这封“长电报”中，凯南虽没有使用遏制一词，但已提出了遏制苏联的思想。
    1947年7月，已升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进入美国高层决策圈的乔治·凯南又在美国权威期刊《外交》上化名“X”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明确提出了对苏遏制政策。他指出：“美国对苏联政策的要旨在于，它必须是一种长期的，耐心而又坚定的，警惕地遏制俄国对外扩张倾向的政策”。通过遏制苏联，给苏联施加极大的压力，促使苏联内部发生变化，最终在苏联建立“任何同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私人企业相类似的制度”。[7]（P99-110）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长电报”的补充和发展。这两份文件在美国政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国务卿马歇尔夸奖“长电报”的分析“十分精彩”，并很快将凯南抽调回国，委以重任。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则将“长电报”复印给高级军官和政府要员人手一份以供学习领会。学术界认为，“这篇文章一发表，使凯南成了公认的遏制理论的思想家”[8]（P194）。
    凯南对苏遏制的思想理论与政策建议为已决心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的杜鲁门政府提供了一个完美的逻辑依据，据此美国政府很快制定了对苏遏制的政策，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第一次柏林危机、北约的建立等便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经过3年的实践，1950年4月，美国政府正式将其写入国策大纲中，在著名的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NSC68）《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与计划》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遏制政策”，并做了具体的解说。文件指出，美国“当前的总政策是要创造一种让美国制度得以生存和繁荣的国际环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执行两个不同而又“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政策：一个是”谋求发展一个健康的国际社会”，这是“即使没有苏联的威胁我们也会奉行的政策”；另一个便是“‘遏制’苏联制度的政策”。那么，什么是“遏制政策”呢？文件解释道：“至于‘遏制’政策，就是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以期达到下列目的的政策：（1）阻止苏联强权的进一步扩张；（2）揭露苏联宣传的欺骗性；（3）减少苏联的控制和影响；（4）在苏联制度内培植破坏力量，使克里姆林宫至少能改变其做法，遵守公认的国际准则。”文件还指出，为了执行遏制政策，美国必须拥有总体实力优势，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军事力量，这是因为保持强有力的军事地位既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也是实施遏制政策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优越的总体军事力量，没有准备好的并随时可以调遣的力量，‘遏制’政策仅仅是虚张声势--因为实际上它只是一种故意做出的、渐进式的威胁”。同时，为了成功地实施遏制政策，必须保留与苏联进行谈判的余地，外交冻结“会使‘遏制’的真正目标落空，因为，它同时会造成一种紧张，从而使我们更难于促使苏联朝适当的方向减少和调整其行为。”[9]（P252-253）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NSC68号文件在这里事实上已把遏制政策确定为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大战略。这是因为，第一，遏制政策所要实现的是文件所规定的“创造一种让美国制度得以生存和繁荣的国际环境”这样一个总政策目标；至于文件所规定的遏制政策所要达到的四个目的，则是冷战条件下这一总政策目标的具体化。第二，遏制政策所要采取的是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也即要综合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精神等各方面的力量，而不是某一个方面的力量。这就具备了大战略的两个基本特征。文件把“遏制”称为“政策”而非“战略”，这并不影响“遏制”作为大战略的存在与实质。根据国际战略学说，“所谓战略与政策，人们经常交替使用这两个词，因为它们在内容上无疑有共同与重叠之处，在名词上相互置换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会带来歧义”。[10]（P104）从政治层面说，遏制是一种政策；从军事层面讲，它又是一种战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有时称之为“遏制战略”，有时又称之为“遏制政策”。NSC68号文件是一份政策文件，是要确定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与计划，因此它把”遏制”称为“政策”。但文件同时也指出“冷战实际上是一场关系到自由世界存亡的真正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把“遏制”称为“战略”也是确切无疑的。特别是在“战略”概念已被“普世化”的情况下，将事关美国国家安全与命运的一项重大政策称为“战略”是完全可行的。
    美国政府在制订对苏遏制战略后，始终坚持这一战略，直至冷战结束。虽然1952年大选期间共和党对杜鲁门政府制订的遏制战略大加鞭挞，指责它是“消极、无用和不道德的”，“它将无数人类生灵丢弃给了专制和不信神的恐怖主义”[11]（P136），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制定了自己的“国家安全基本政策”（NSC162/2），提出了“新面貌战略”，但它只是在新形势下对遏制战略的一种适度调整，本质上还是遏制战略。如NSC162/2指出美国的长期目标是“对付苏联对美国安全的威胁”，“避免严重削弱美国经济或削弱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制度”。[12]（P590）这和NSC68号文件规定的“创造一种让美国制度得以生存和繁荣的国际环境”的目标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手段上，NSC162/2指出：“美国应尽可能采取政治、经济、宣传和隐蔽措施给苏联制造麻烦，利用这些麻烦，破坏苏联与中国的关系，使苏联对卫星国的控制复杂化，阻止苏联集团军事和经济潜力的增长”。[12]（P595）这也即是遏制战略所要采取的手段。因此，诚如美国学者所言：“事实上，艾森豪威尔政府像每届冷战政府一样，继续执行了遏制政策”。[13]（P39）作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遏制战略，新面貌战略的突出特点是特别强调了核威慑的作用，即通过大力发展核武器、声言要用核武器进行大规模报复来阻遏所谓苏联集团的侵略扩张。1960年，在民主、共和两党为争夺总统宝座的新一轮大搏斗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肯尼迪严厉抨击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面貌战略，提出了他上台后所要实施的“和平战略”，并坦陈他的遏制政策即和平战略。这一战略的特征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强调用和平的方式加强西方盟国的地位，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加强对第三世界的渗透与扩张，确立美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14]（P267）它特别突出了“剑”与“橄榄枝”两手抓的作用。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在世界多极化趋势加强、苏联实力地位上升、美国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又提出了“缓和战略”，这是在美国实力相对衰落条件下的一种遏制战略，其目的在于在保持实力地位的基础上，通过与苏联对话、谈判、缓和关系，加强双方的交流，防止核战争的爆发，遏制苏联的扩张，促使苏联接受现存的国际秩序和苏联社会的变化，促使东欧国家摆脱苏联的控制等。1989年5月老布什总统在美苏关系走向缓和的形势下提出“超越遏制”战略，但“超越遏制”并非放弃遏制，而是在保持美国强大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在继续警惕和遏制苏联扩张的同时，利用苏联东欧正在进行改革之机，更多地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各种手段，促进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最终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它本质上还是遏制战略，只是突出了“和平演变”在遏制大战略中的地位。
    总之，尽管杜鲁门之后美国历届政府大都提出了自己的国家战略，而没有明确使用遏制战略一词，但万变不离其宗，它们本质上都是遏制战略。由于美国政治体制的特质，每位总统上台后都要和其前任保持一定距离，不肯轻言继承前任的政策，却要标新立异，借以显示自己属有创造力的总统；加之冷战态势在不断变化，根据新的形势进行适度战略调整也在所难免，一些新国家战略概念便应运而生。但只要是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遏制苏联集团所谓共产主义扩张便是美国的第一要务，遏制战略便是美国的大战略。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约翰·加迪斯在1982年出版的一书中认为，“遏制，在过去30年里一直支配美国对外政策。”[11]（P362）事实上，在其后10余年中同样如此，直至冷战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