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以上统计表明，社会文化史已经形成了一个稳步持续发展的分支研究领域。由表1所示，这五年间每年发表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专题论文数量在56-84篇之间，比较平衡，反映了研究的稳步发展与持续性。出版著作数量则少者为8部，多者24部，悬殊较大，应是研究者积累时间的交错所致，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每年都有一定数量著作出版，也标志着研究的稳定性与持续性。专题论文是最直接、快速反映研究状况的指标，论文发表的数量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研究者关注和投入的程度。社会文化史方面的专题论文每年50-80篇的数量，在每年中国近代史论文2000-3000篇的总量中似乎所占不多，但考虑到《近代史研究》统计分类把中国近代史的论文分为“总论专题、政治法律、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中外关系、人物”等八大类别进行统计，社会文化史的论文大多分布在社会、思想文化两类中，相对集中。从统计来看，社会和思想文化两类每年发表论文300-400篇，社会文化史方面平均70篇，在其中已稳占约20%的分量。因此可以说，社会文化史作为一种介于社会史与文化史之间的交叉学科，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学术生存空间和生命力，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特征的分支研究领域。
    其次，从以上论著所涉论题内容的统计还可以看到，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些相对集中研究的论题，研究领域也在拓展，这应是这一学科走向深入、走向成熟的反映。这五年间，每年论著集中的论题虽有变化，但一些论题还是持续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下面按论题发表论文的数量多少进行排序（见表2）。
    从这些论题的排序中，我们可以看到哪些论题受到研究者的较多关注，反映了怎样的研究动向和意义。在此，笔者仅对排在前两位的论题稍作分析。
    论文数量排列第一的论题是“大众文化、传播及公共舆论”。近代报刊的兴起是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项，对近代社会变革及文化变迁产生了极大影响，因而报刊新闻史早就是近代文化史的一个重要领域，也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多为平面化的描述。从社会史与文化史交叉的视角来审视近代大众文化及大众传播，就要探究近代大众文化诸种形态的状况与作用如何？近代大众传播形成的社会生态如何？其社会影响力如何？公共舆论何以形成，其作用如何？大众文化与传播对于民众社会生活、社会交往、行为方式、社会心理、社会秩序及文化观念等发生了怎样的影响？等等。近代大众文化与大众传播的兴起引发的“传播革命”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如今席卷世界及中国的信息化浪潮是又一次“传播革命”，因而深入探究近代历史上“传播革命”的社会文化效应这一论题，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相关论题的论文如：“晚清社会传闻的宏观态势”、“晚清社会传闻盛行的信息环境因素”、“晚清画报中的帝京想象”、“抗战文学中的风景描写与民族认同”、“群体活动与社会舆论之互动”、“媒体、瘟疫与清末的健康卫生观念”、“抗战时期国共关系与《新华日报》中的工农女性形象”、“声音传播的社会生活：1927-1937年上海广播演变”、“20世纪上半叶月份牌广告画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消费文化”、“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电影与受众辨析”、“抗日根据地的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政治社会化功能”、“晚清《申报》市场在上海的初步形成”、“从《苏报》看清季公众舆论的生成与表达”、“《时务报》与中国近代公共舆论空间的建构”等。
    排序第二的论题“习俗风尚与礼仪信仰文化”，是影响人们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及社会秩序的“软制度”。社会文化史交叉视角不是停留在对风俗史、宗教信仰史的平面描述上，而是要追究近代以来习俗、风尚、礼仪、民间信仰等变化的机制。其蕴涵的社会文化信息与意义，如何规范和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观念及社会秩序，其成效和结果如何等等，反映了在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会制度、社会流动、经济活动方式的变动，习俗风尚与礼仪信仰等“软制度”也在发生着相应变化，而且其变化更为复杂、隐蔽而多样。它是最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于人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发生直接和普遍影响的因素。这也是我们今天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应当对于社会习尚、民间信仰的演变及蕴涵进行深入研究和把握的反观。相关论题的论文如：“‘国货年’运动与社会观念”、“清末民初名片及其社会功能”、“民初民间日常生活禁忌”、“近代江浙农村人口流动与习俗变革”、“晚清关中农业灾害与民间信仰风俗”、“民国时期集团结婚与国家在场”、“祭祀消费：仪式传承与文化传播（晚清广州）”、“（民国四川）新生活运动与妇女奇装异服”、“民国时期华北农村迷信风俗”、“清末民初广东社会民俗中用糖的文化理念”等。
    排列第三、第四位的“社会（日常）生活”、“社会认同、社会角色”两个论题，虽其论文绝对数量为40余篇，稍逊于前两位，但实则也应是研究者所集中关注的论题。2008年召开的第12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就是以“日常生活”为会议主题。除此之外的其他顺序论题，也都可以从它们的脉络中把握到沿着“社会文化”这一交叉路径向纵深的探究，以及这些史学研究者对现实生活的课题与挑战作出的回应。
    二、比较：独立发展及与西方“社会文化史”的呼应
    在中国史学界“社会文化史”兴起发展的同时，欧美国家的史学界也出现了“社会文化史”（或称“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兴起的趋向。据这一趋向的代表人物、英国剑桥大学社会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专文介绍，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在欧美史学界兴起，历史学家发生了“文化转向”，即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将文化分析引入社会史研究，目光向下，面向民众，“社会文化史的‘发明’是为了解决社会史与日常经验相脱节这一问题的”。这场新运动肇始于法国（与年鉴学派“第三代”相联系），八九十年代波及欧洲和北美。伯克认为，欧美“社会文化史”的已有研究成果主要论题有七类，即物质文化史、身体史、表象史、社会记忆史、政治文化史、语言社会史、行为社会史。其研究方法及撰述模式有五个值得注意的特征，即文化建构、语言学转向、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及叙述史的回归。⑤
    从欧美“新社会文化史”也强调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交叉视角，特别是将文化分析引入社会史研究即所谓的“文化转向”，强调对社会事象进行文化透视与分析的取向来看，与中国在80年代末兴起的“社会文化史”取向是一致和相近的。虽然欧美的“新社会文化史”肇始与兴起时间比中国略早十年左右，但中国的“社会文化史”并非是受其直接影响而引入的“舶来品”，而是以中国学者为主体，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语境下，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课题挑战下，由中国史学内部发展要求（文化史和社会史相继复兴及存在缺陷）而自发产生的，当时及此后参与这一趋向的主要学者也多是在本土成长的；而且，欧美“新社会文化史”著作是在90年代后才开始陆续介绍到中国引起人们注意的。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社会文化史”是一种以本土学者为主体、在本土语境下、由本土问题而催生的本土性的新史学趋向。当然，在中国“社会文化史”兴起的思想资源中，自然也有陆续汇入中国社会科学内部的西方史学（包括法国年鉴学派）及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因子；特别是到了9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新社会文化史”论著陆续被介绍引进，也开始对中国的研究者产生影响，外来与本土的这一学术趋向日见汇合而难分疆界，反映了无论中国还是欧美国家，史学内部发展及时代要求具有一些普遍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