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思：趋向与问题
    中国社会文化史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以社会与文化交叉视角为特点，有较为集中的研究领域，稳定发展、不断深入拓展的分支学科方向，从研究路径和撰述形式上也形成了一些趋向。
    第一，微观史与深度描述的趋向。由于社会文化事象丰富而复杂，具体而琐细，史学以记述为主的表现形式使研究对象的选择受到一定限制，因而一些论题选择趋于微观和具体。为了弥补微观的不足，微观史和深度描述形成一种趋向。在联系观点的观照下，就某一微观事象从多维联系中去深入分析其各种因素的关联性与互动关系，以求揭示此一事象的社会文化多层意涵，成为不少研究者采取的研究路径。
    第二，建构理论与概念等分析工具的趋向。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虽然大多具体而琐细，但跨学科的交叉视角强调一事物与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强调多维联系的观点，强调多层意义分析方法。这种多维联系与多层意义分析的方法，使原有的一些比较单一和平面化的史学概念不足以贴切地表达，因而研究者越来越多地采用一些表达复合意义或新生意义的新概念作为分析工具。例如，公共空间，公共领域，建构，想象，社会记忆，话语，失语，合法性，正当性，权力，语境，场景，回归现场，叙事-宏大叙事，个案，微观研究，深描，地方性知识-普遍性知识，大传统-小传统，民间社会，范式-典范，等等。这些概念词语大多来自西方社会科学理论，首先被国内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所采用，随之作为借鉴社会科学方法而引入史学，研究社会文化史的学者运用最为广泛。其中，有的新概念已经被广泛采用，如“语境”、“建构”等。这些新概念为社会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
    第三，以记述叙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趋向。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以人的活动为重心，因而要对人的活动进行具体、生动的描述，故主要采用叙事形式。文化分析的视角又要求有意义阐释，因而在叙事中有理论分析及意义阐释隐含或穿插其间，使得生动的叙事中有一定的意义内涵。由此，社会文化史的论著一般内容比较生动、形象，有趣味，可读性强。
    这些趋向使得社会文化史形成了一些学科优势，积聚了较强的生命力，有利于其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社会文化史研究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仍有待探讨的问题。
    一是碎片化。具体而微的研究取向，在形成微观史和深度描述趋向的同时，也使得一些论题选择过于细小琐碎，同时又缺乏多维联系观点及深层意义阐释，由此造成论题成为缺乏联系、意义微弱的零星碎片，从而失去了史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二是平面化。一些研究在采用具体描述的叙事形式时，只停留在人的活动平面化的记述，而缺乏理论分析和深层意义的阐释，成为浅薄、表面化的单纯叙事，使史学研究失去了深度和灵魂。
    三是理论与内容相脱节。社会文化史因研究对象的综合性与丰富性以及注重文化分析，故需借鉴一些社会科学理论和概念工具，但其选择借鉴是出于研究内容的需要与适用，并需对外来理论与本土经验的隔阂、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性抱有足够的警惕，应根据研究内容来进行选择、改造、活用、伸展，使之融会贯通，最终目的还是要由研究内容而生成自己的理论解释，借鉴的理论只能作为辅助性的分析工具。但有的研究对一些理论和概念只是简单地移植，生搬硬套，使理论与研究内容缺乏有机结合，因而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
    四是片面价值论。传统史学研究范式是价值一元论，只承认主流价值的合理性，不承认少数人或其他立场所持价值的合理性。社会文化史则眼睛向下，从多维度、多层面的视角，在主流价值之外看到了其他价值的相对合理性，因而倾向于既承认主流价值的主导地位也承认其他价值相对合理性，即承认主流价值主导下的价值多元立场。由社会文化史的观点看，正是由于多元价值的存在，才导致了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博弈，也因而保持着社会变革的内在张力。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者由此滑向“价值相对主义”或“去价值论”的立场，或认为一切价值意义均等，或认为无需作任何价值判断；有的走向“片面价值论”，对一些只是代表少数边缘人群的边缘性、片面性的价值取向加以抬高或夸大，甚至用以替代主流价值，以偏概全；还有的采取猎奇式的选题方式，专门从负面价值着眼，挖掘正面精英人物的个人生活小节或个人性格缺陷，并将这种负面因素放大，据此而对其进行根本性的否定，为人物评价“翻案”。这种片面价值论是对历史的歪曲。
    四、展望：前景与进路
    中国“社会文化史”由兴起到持续发展，在二十余年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史学分支领域，在当今文化生态和时代挑战下，其跨学科的交叉视角将有更广阔、更光明的发展空间。展望其今后的发展前景，将会出现如下一些趋势：
    其一，时代的挑战，将促进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社会治理”与“文化统合”两大课题，正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中心问题；特别是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实则是近代一百多年来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延续。许多社会文化问题是相通的，这使得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会对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些社会问题提供更多的本土经验与启迪。而这种时代课题的挑战与相关性，也会促进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扩展与深化，特别是与这两大时代课题相关的论题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从社会文化史学科的发展逻辑而言，今后的目标是通过大量深入的研究，对中国社会转型如何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和“文化统合”两大课题提出一些基于本土经验而得出的理论，从而参与时代理论创新与推动社会进步。同时，社会文化史贴近时代、贴近民众、贴近社会、贴近生活的内容特点，具体生动叙事的书写表达方式，将使社会文化史的读物更受知识大众的欢迎，因而会有较好的阅读市场前景。
    其二，史料数据化与网络化将为社会文化史学者利用大量民间史料提供便利。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主要在社会、民间、下层、民众，因而所需要的历史资料不再只限于官方记载这一传统史料，而更多地要利用报刊、私人笔记、日记、家谱、社会档案、民间遗存以及各种民间记载。近代以后，由于出版业的进步，邮寄流通的便利，民间记载存留数量宏富。除了文字史料之外，还有大量图画、照片、影像等图像资料是更为直观、生动、全息化的新史料。近代留存下来的民间历史资料十分丰富，可以说是海量。这种丰富的史料资源，也是导致何以“社会文化史”率先在中国近代史领域而非古代史领域兴起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如此海量而分散的史料，如果仍然如十几年前那样完全靠手工翻检查阅，作为个体的研究者利用起来无疑十分困难。以前选择研究论题出现微观史乃至细碎化倾向，即有这种史料利用困难的限制因素。但近年来，已有海内外多处学术机构开始对近代史料（包括官方史料和民间史料、文字史料和图像史料）进行数据化处理，而且其规模还在扩展、步伐还在加快。史料的数据化，并通过网络传输，无疑为社会文化史研究者利用海量分散史料提供了便利条件。而9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者普遍完成电脑换笔，并伴随着电脑技术的快速发展而不断更新换代，加之网络化的快速发展，数码相机、复印机、扫描机、光盘传输等先进技术的普及应用，都使得利用和处理史料的效率无限量地提高，这对于以海量分散的新史料为主要史料资源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史料是史学研究的食粮，预计社会文化史研究将伴随着史料数据化的发展而有更大的拓展，如近年海内外竞相出版图像社会文化史书籍和电子读物就是这样一种趋势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