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职业历史学的形成与民族国家的确立形影相随，人们往往将历史研究视为建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这种情形对于近现代德国的历史进程更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之前，尤其是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发生了什么以致令那场灾难降临？这是后世的研究者急切想了解的内容。在历史学领域，如果说历史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那德国历史学研究在德国国家意志通向战争的道路上，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战前历史学研究及其所表现的史学思想为什么不能防止德国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当时的历史学家们是势单力薄，还是被强权控制而成为战争的推动者？回答“为什么”的历史研究，其成果作为一种后见之明，往往提供的是一种目的论解释，它是一种建构起来的必然性，同时也是我们认识历史的一般途径。本文正是在承认历史研究与政治生活有着紧密关系这一前提下，尝试为这些问题提供一种目的论解释。
    兰普勒希特辩论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德国史学界的领袖人物梅尼克（1862～1954）便对导致这次战争的思想背景进行了深刻反思。在他看来，自19世纪后期以来，欧洲盛行着两股潮流，其一是社会主义运动，其二是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受到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支持并因此先声夺人，从此，欧洲列强进入了一种为本国争夺生存空间的竞争。社会主义运动无法阻止列强的争夺，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战后期，俄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再次勃兴，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占据主导，而德国则开始寻求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结果却造成了对传统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背弃，形成了一种极权主义。在这种极权主义体制中，成为核心的那种独立个体并不是个人的心灵，而是将个人的心灵牢牢凝聚在一起的那个整体。① 1946年，梅尼克已83岁高龄，他目睹了德国从统一到第三帝国衰亡的政治过程，也完整地参与到了德国20世纪早期的史学运动之中。
    梅尼克是19、20世纪之交德国史学界一场辩论--“兰普勒希特辩论”的主角之一。1891年，兰普勒希特所著《德国史》第一卷出版，肇始了史称“兰普勒希特辩论”的史学运动。兰普勒希特的这部《德国史》以一种形态学为指导进行写作。他认为，经济、政治、道德、艺术等多种维度共同构成了德国历史。叙述德国历史不应只以国家和政治人物为中心，不应只描述孤立的现象，不应只是采用描述的方式来叙述；在前后相续的德国历史诸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种主导趋向，同时又存在某种类似于自然科学规律的东西贯穿各个阶段，在兰普勒希特看来，就是一种集体心理的规律。表面上，兰普勒希特的倾向呼应了当时历史学界的一种广泛信念，即“认为历史学的题材必须扩大，对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作用必须给予更多的地位”②，此外，它也并不违背那种强化历史学作为专门学科和作为一门科学的倾向。然而，当兰普勒希特以一种集体心理规律来解释德国历史，进而追求着那种可以用“规律”来指导的历史学时，他就触犯了德国传统史学的天条，即历史主义原则。
    历史主义原则的核心是个体性，它对于论证德国历史的特殊性来说是极好的理论工具。历史主义要求人们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理解历史的生成和演变，而具体环境在不同时代的变化，使得研究者不可能确认其对象具有某种恒久不变的特征，更不可能将外在于研究对象的某些规则确立为历史解释的根本前提。在洪堡、兰克的时代，历史主义思想就深嵌在德国历史学家的头脑之中，成为德国史学的正统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思想的杰出代表便是特勒尔奇、梅尼克。伊格尔斯曾指出，历史主义是德国传统史学的核心，它支持了19世纪以来德国主流史学家“有关历史性质和政治权力特点的基本理论信念”③。在历史主义思想的支持下，德国历史学家有理由强调历史和文化生成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从而将法国启蒙思想中抽象的普遍性拒之门外。就此而言，历史主义在德国的充分发展与19世纪欧洲的政治形势，尤其与德法矛盾是分不开的。
    到19世纪下半叶，历史主义思想以及据此而形成的德国传统史学，逐渐成为证明德国政权合法性与确立民族自信心的有效手段，这一点在普鲁士政治史学派德罗伊森（1808～1884）、西贝尔（1817～1895）、特赖齐克（1834～1896）等历史学家那里达到了顶峰。例如，曾有论者指出，特赖齐克是“德国统一的使徒”，“他的笔墨满足了俾斯麦的需要”，也“领导了德国史学从自由主义向民族主义的转向”，④ 他研究的目的便是“为德意志帝国提供一个坚实的历史基础”⑤。普鲁士政治史学派并非不注重史实的真实性，而是反对史学成为一种脱离现实的“冷血”研究。但是，通过历史解释获得的真实性并不是史料真实能够保证的，这一点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史学研究中逐渐被人们认识到，而在20世纪初，它却不是人们关注的主题。因此，普鲁士政治史学派只要保证了史料选择服从专业历史学的规范，在它实际上为政治服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获得人们对它维护了历史真实的赞誉。这样，历史与政治的结合在当时多数德国历史学家的心目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至于其间会不会存在一个不可超越“度”、一个一切民族和国家都不可跨越的道德底线，人们没有认真地去反思。梅尼克曾经指出，民族主义运动的主体是资产阶级。正是如此，普鲁士政治史学派观点的风靡一时与资产阶级对民族／国家未来的憧憬息息相关。在历史主义思想的支持下，德国民族-资产阶级运动立志要努力走出一条特殊的、不同于西欧其他国家的辉煌道路。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和学术氛围之下，兰普勒希特辩论就绝不可能仅仅是历史研究中有关文化史、社会史取向与政治史取向之间的辩论，它更是一种历史主义与普遍主义之间的辩论。因为德国历史主义思想此时与政治生活紧密结合，甚至充当了权力、政治、民族／国家存在合法性的根基，这一辩论也就自然而然地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倘若传统史学根基由强调个体性、特殊性的历史主义转向仰仗一般规律的普遍主义，那不可避免地会使德国建立在历史主义史学之上的民族／国家认同丧失基础。因此，兰普勒希特辩论最后以兰普勒希特的失败而告终就不难理解了。史学界的保守主义者们，包括梅尼克在内，成功地捍卫了德国史学传统。
    在兰普勒希特辩论之后，历史主义思想仍旧占据德国史学的主导地位，作为德国历史特殊性和德国道路的理论基石，在历史主义思想之上，历史学家可以建构起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极权主义，它可以用来为民族社会主义奠基，但这些都不是20世纪初德国史学唯一的或必然的选择，历史主义同样可以支持自由主义的思想，并且，就连历史主义本身也不是不可置疑的。在20世纪初，有关历史主义的所有这些可能性都还存在，没有人能够确认对某一种可能性的选择会导致善的或恶的后果，人们只是认为那是当前最现实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