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⑥ 参见梅尼克《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10、31-32页。
    ② 伊格尔斯：《20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③（12）（13）（14）（16） 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9、295、333、319页。
    ④ Hans Kohn,Treitschke:National Prophet,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7,No.4.（Oct.,1945），pp.419～420.
    ⑤ Andreas Dorpalen,Heinrich von Treitschk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7,No.3/4.（1972），p.21.
    ⑦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⑧⑨ 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1、8～15页。
    ⑩ 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俾斯麦研究的情况，可参见Herbert Andrews,Bismarck's Foreign Polich and German Historiography,1919～1945,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37,No.3.（Sep.,1965），pp.345～356.
    （11） 当然，它或许会成为文化与文化之间冲突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后半叶，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就是以文化／文明作为历史主义思想运用的个体性单位。
    （15） Herbert Andrews,Bismarck's Foreign Polich and German Historiography,1919～1945,p.355.
    （17）（18）（20） Oscar J.Hammen,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Advent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Stare,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13,No.2.（Jun.,1941），p.166,pp.173～175,p.187.
    （19） 转引自Oscar J.Hammen,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Advent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Stare,p.186.赫尔曼·昂肯后来在纳粹的压力下被迫退休，虽然他有不满纳粹的一方面，但他的言论客观上为纳粹政权的上台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精神支持。对于当时许多德国历史学家而言，这是一种可悲的情况。包括梅尼克，当德国吞并奥地利，入侵波兰时，都表现出来一种兴奋的心情。参见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第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