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德国史学经历的最为显著并富有成效的转折是60年代末开始的从历史主义传统史学向批判社会史学的转折。这一转折有着三方面的含义：在研究领域上从国家政治（特别是外交关系）向社会经济领域转移；在研究方法上不再局限于个体化的“理解”方法，而是借鉴现代社会科学概念与理论；在德国历史传统的评价上不再盲目推崇民族国家利益，而是以民主自由人道为准则对德国历史传统作出批判审视。不过，历史主义史学在这三方面的堡垒不是批判社会史学派在60年代后期一举攻克的。在此以前，已经有两股独立的力量为批判社会史学派的登台扫清了道路，分别取得了批判史学的突破以及研究领域上向社会史研究的初步转移。
    一、批判史学的突破
    1945年5月，纳粹德国的扩张战争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其长达十二年的黑暗统治也随之土崩瓦解。纳粹主义肆虐后的欧洲，满目焦土、哀鸿遍地。惨不忍睹的现实在向德国历史学家咄咄发问：是什么导致了纳粹主义在德国的上台？纳粹主义是否是德国历史的必然恶果？德国人是否必须对自己的历史传统作出彻底的批判，德国历史学家是否应该摒弃为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扩张推波助澜的历史主义史学传统？
    应该说，在纳粹主义灾难最为触目惊心的1945-46年间，德国历史学家的反省还是相当深刻的。① 在二战最后几个月里，年过八旬的历史主义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一译梅尼克）就开始撰写《德意志灾难》（一译《德国的浩劫》）一书，以探究纳粹主义灾难的起因以及走出灾难的出路。在此书中，迈内克敏锐地把德国历史上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运动的结合以及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看成是纳粹主义在德国得势的重要原因，并且要求德国人对传统历史图像作出彻底的修改。② 另一位历史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格哈特·黎特（Gerhard Ritter 1888-1967）在1946年也对德国历史传统作出了比较彻底的反省。③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冷战的开始，纳粹主义灾难对历史主义史学代表人物的震撼逐渐消失，为本民族保守历史传统进行辩护的心理日益占据上风。到1949年，迈内克便收回了他在《德意志灾难》中作出的批判性结论，否认普鲁士与德国历史上出现过军国主义的歧途。④ 在同年召开的战后第一次德国历史学家大会上，当选学会主席的黎特在其主题报告中虽然仍承认反思德国政治与史学传统的必要性，但同时又十分坚定地认为，不能让德国人失去“对自我历史的乐趣”并因此失去自信心，德国历史学家必须像一战结束后成功反击战胜国针对德国的“战争罪责谎言”那样，迎战可能到来的对德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全面攻击。⑤ 进入50年代以后，黎特成为德国保守政治传统在西德史学界的坚强辩护者。他撰写了多卷本的《治国艺术与战争技术》，以证明普鲁士与德意志帝国历史上不存在军国主义传统，在希特勒与弗里德里希二世以及俾斯麦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⑥ 在黎特看来，纳粹主义不是普鲁士与德意志帝国历史传统的产物，恰恰相反是法国大革命以来政治民主化与大众化进程的病变结果。⑦
    尽管西德史学界在50年代也存在某些批判反思德国历史传统的声音，但这方面的真正突破是由60年代初的“费歇尔争论”实现的。⑧ 弗里茨·费歇尔（Fritz Fischer 1908-1999）在大学期间学习神学与历史专业，二战期间在国防军中服役，1948年任汉堡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曾经是一个纳粹主义者，其思想上的转变起源于他在战俘营里的一段特殊经历。他在那里遇到的原党卫队成员不但没有忏悔自己的罪过，反而相互炫耀各自的恶行。纳粹刽子手们的寡廉鲜耻激发了费歇尔的义愤，使他真正认识到了纳粹主义的罪恶性，他决意在以后的学术工作中为杜绝纳粹主义而努力。据其学生盖斯（Immanuel Geiss，1931年生）称，费歇尔其实是试图通过自己的学术工作单枪匹马地反思纳粹历史。
    但费歇尔没有直接研究纳粹历史，而是选择了德国一战期间的战争目标问题。他的第一篇相关论文发表在1959年的《历史杂志》上，专著《争夺世界霸权》于1961年问世。费歇尔揭露了帝国总理霍尔维格在一战爆发后不久勾划的兼并与殖民计划（“九月纲领”），认为德国介入一战并非德国史学界一向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自我防卫，而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德国对一战爆发具有“相当大的责任”。费歇尔还指出，一战与二战之间的德国政治存在着连续性，暗示希特勒战争的根源在于德意志帝国。对于黎特来说，费歇尔的论著正是他所担心的那种否定德意志帝国历史的危险倾向，而且是对“早有定论”的一战责任问题的翻案。因此，黎特除了亲自在报刊杂志上以及在自己的专著（《治国艺术与战争技术》第三卷）中对费歇尔进行批驳以外，还组织保守史学家对费歇尔进行“围剿”。另外，黎特又通过与西德政府的关系，让外交部撤销了已经许诺的对费歇尔1964年上半年到美国讲学的资助，以阻止他“拿着外交部的钱到美国散布其不成熟的观点”。此举引发了美国史学界与德国媒体的强烈抗议。当时正值一战爆发50周年之际，德国对一战爆发的责任问题成为西德媒体关注的焦点，《明镜》杂志出版人奥格许丹（Rudolf Augstein 1923-2002）成为费歇尔的坚强支持者。在有1500多人参加的在柏林举行的第26届德国历史学家年会上，“费歇尔争论”达到顶峰。在时任历史学家协会主席的埃德曼（Karl Dietrich Erdmann 1910-1990）的组织下，费歇尔阵营与黎特阵营进行了正面交锋。虽然双方在学术争论上未分胜负，但在媒体与年轻大学生的眼中，费歇尔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至此，历史主义学派捍卫德意志保守历史传统的堡垒被攻破，对德国历史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大门被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