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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德国史学的发展脉络与特点(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史学理论研究》 景德祥 参加讨论

二、社会史的崛起
    不过,费歇尔针对历史主义学派所获得的突破,只是对德意志民族国家历史的批评审视。在研究领域与方法上,费歇尔并未与传统史学划清界限。他的研究领域仍然是德国对外政策,他注重的仍是官方档案。虽然费歇尔及其部分学生后来转向对德意志帝国国内政治的研究,在研究领域的转移上对后来批判社会史的崛起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对向社会史研究的转移起更大推动作用的是50年代在海德堡大学任教的维讷·康策(Wernei Conze 1910-1986)。⑨ 在30年代,康策属于科尼斯堡大学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族民史”(Volksgeschichte,或译“人民史”)学派。康策对西德社会史研究的“第一推动”可以追溯到他于1957年12月在杜塞尔多夫科学院所作的纲领性演讲。他在这次演讲中认为,以往注重外交、国家行动以及政治人物的历史学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18世纪末以来欧洲历史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呼吁开展“科技-工业时代的结构史”的研究。⑩ 康策的“结构史”是一个整体的社会史概念,他之所以暂时回避了“社会史”一词,是为了避免人们把“社会史”仅仅理解为某个社会区域的历史。自50年代末起,康策在海德堡大学创建了“现代社会史工作组”,组织出版了“工业世界”丛书,为西德社会史的崛起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鉴于康策社会史研究的族民史背景,90年代末德国史学界曾有学者指责以彻底反思纳粹历史为旗帜的批判社会史学派也有着“褐色老根”。对此攻击,批判社会史学派指出,他们虽然受益于康策在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开拓工作,但康策并非他们的正宗师祖。批判社会史的真正“教父”是犹太裔历史学家汉斯·罗森堡(Hans Rosenberg 1904-1988)。(11) 汉斯·罗森堡是迈内克的学生,纳粹时期被迫流亡英美,1938至1958任教于纽约的布鲁克林学院,自1959年起任教于伯克利。(12) 从40年代初开始,罗森堡就致力于普鲁士保守历史传统的批判研究,并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在其1958年在美国初版的著作《官僚、贵族与专制:普鲁士经历1660-1815》中,罗森堡以韦伯类型化观察方式为指导,批判地分析叙述了普鲁士官僚阶层的产生与演变史。他认为,普鲁士专制国家传统在工业化时代的延续是20世纪30年代纳粹主义在德国得以上台的深层次历史原因。罗森堡也明确批评了黎特对普鲁士保守传统的辩护,黎特因此极力阻止了此书德文版在西德的出版。在1967年初版的《大萧条与俾斯麦时代》中,罗森堡使用了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N.D.Kondratieff)的长周期理论,分析解释了1873年至1896年之间的经济大萧条对德国政治的影响。虽然某些具体的观点颇受争议,但罗森堡将系统社会科学理论引入历史研究的勇敢尝试,对正在酝酿中的批判社会史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年轻社会史学家韦乐(Hans-Ulrich Wehler,1931年生)的《俾斯麦与帝国主义》、海因里希·奥古斯特·云客乐(Heinrich August Winkler,1938年生)的《中产阶级、民主制度、纳粹主义》以及科卡(Juergen Kocka,1941年生)的博士论文《西门子的企业管理与职员阶层1847-1914》都是在《大萧条与俾斯麦时代》的影响下产生的。(13)
    可以说,与费歇尔以及康策相比,罗森堡对批判社会史学派形成的影响确实起到了“定型”的作用。费歇尔实现了历史批判的突破,但在研究领域与方法上基本上仍属于传统史学的范围,康策实现了研究领域上向社会史的转变,但反对以批判的眼光来挖掘德国历史中的纳粹主义根源,也反对使用具体而准确的系统社会科学理论。唯独罗森堡实现了在三重意义上的转变,具有将对德国保守传统以及传统精英的批判、系统社会科学概念与理论的使用、以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与进程为研究对象“三结合”的特征。
    除了通过他的著作以外,罗森堡还通过在1949-50年间到柏林自由大学所作的讲学以及随后密切的个人交往,影响了当时的包括格哈特·A·李特(Gerhatd A.Ritter 1929年生,与前面提及的黎特Gerhard Ritter无关)在内的许多年轻历史学者。汉斯·赫尔茨费尔特(Hans Herzfeld 1892-1982)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他是李特的导师,而李特又培养了一批后来著名的社会史学家,如科卡、赫尔穆特·贝尔丁(Helmuth Berding)、哈特穆特·凯伯乐(Hartmuth Kaelble,1940年生)等人,他们与韦乐一起成为了批判社会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科卡的博士论文被视为使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社会史的典范。因此,李特对社会史学派发展的作用被视为“至少与康策一样重要”。(14)
    借助于60年代末大学生运动的气势、1969年上台的自由社会执政联盟的政治改革措施以及当时西德大学的扩建,年轻一代的批判社会史学家得以在西德大学史学界迅速立足,并于70年代初逐渐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学派”。他们于1972年创建了自己的“批判历史学丛书”(原本主要是为了方便自己的学生发表博士论文,至今已出版了170多册),又于1975年创办了自己的学术杂志《历史与社会--历史社会科学杂志》(季刊,每年合为一集)。(15) 因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韦乐与科卡在比勒费尔德(Bielefeld)大学工作,批判社会史学派也被称为“比勒费尔德学派”(Die Bielefelder Schul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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