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社会史的挑战
    批判社会史学派首先面临的是历史主义学派的抵抗。如果说康策的社会史研究还得到了传统历史学家的容忍的话，那么批判社会学派的史学主张则受到了他们的普遍质疑。例如，安德里亚斯·希尔格鲁伯（Andreas Hillgruber 1925-1989）与克劳斯·修德布兰特（Klaus Hildebrand,1941年生）反对对社会史的过度重视以及关于对外政策原则上依赖于国内政治的观点，坚持国际关系史的重要性与独立性。（17） 鉴于社会史学派引发的理论问题，西德史学界于70年代组成了跨学派的“历史理论”研究小组，就一系列史学理论专题（如客观性与党派性、历史进程、历史研究中的理论与叙述、历史写作的形式、历史方法、局部与整体等专题）举行了多次研讨会。（18） 在“历史研究中的理论与叙述”研究组的会议上，传统史学代表戈罗·曼（Golo Mann 1909-1995）与韦乐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交锋。（19） 戈罗·曼认为，不能拿着某个现成的理论进入历史研究，因为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将研究对象的所有细节一网打尽，历史学家必须从各个不同角度接近研究对象。历史学者不需要理论，需要的只是知识。历史学是一门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艺术，历史著作是“一部真实的带空白的小说”。（20）
    传统史学阵营的主要发言人是托马斯·尼培代（Thomas Nipperdey 1927-1992）。自批判社会史学派兴起，尼培代一直是该学派的批评者，并且颇受韦乐、科卡等人的重视。在《历史与社会》杂志的第1期里，他们便邀请尼培代评论韦乐于1973年出版的《德意志帝国》。（21） 尼培代对韦乐以起诉人兼立法者与法官的身份来审判“祖父一代的”帝国时代人物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76年，尼培代的史学理论论文集《社会、文化与理论》也得以在“批判历史学丛书”系列出版。（22） 在此书序言中，尼培代阐述了他与批判社会史学派的关系，承认在他与“历史社会科学”之间其实还是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他也不满传统史学对外交、国家行动的过分关注以及对社会结构的忽略。（23） 但批判社会史学派的方向则明显矫枉过正了。尼培代在寻求一条更好的史学研究与叙述的途径。1983年，他推出了自己的新作《德意志史1800-1866》。（24） 开卷第一句话便是一封针对批判社会史学派轻视政治史、反对历史叙述的“挑战书”：“Am Anfang war Napoleon”。直译过来是“开头是拿破仑”，意译则是“开天辟地拿破仑”。尼培代认为，突出拿破仑这样一个政治人物以及权力斗争的历史地位很有必要，因为“德意志人在奠定现代德国基础的19世纪的第一个15年的历史、他们的生活以及经历都处于他那压倒性的影响之下。政治是命运，而这是他的政治：战争与征服、剥夺与压迫、帝国与新秩序。”“只有被思想意识蒙住了眼睛，看不见权力现象，将所有注意力投向了社会以及‘国内’政治以及结构的人，才会轻视这一基本史实”。（25） 在坚持政治史的独特地位的前提下，尼培代在此书中全面叙述了1800至1866年间德国历史的方方面面，不仅有以政治、经济、社会与外交为重点的结构史，而且包含了“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以及科学文化。尼培代的著作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同时又反映了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因此受到了史学界与舆论界的广泛赞赏，也得到了韦乐的认可。
    可以说，自尼培代《德意志史1800-1866》的出版之日起，一场在新历史主义学派与比勒菲尔德学派之间的关于19世纪德国史研究与叙述的竞赛打响了。四年后，韦乐的《德意志社会史》第一二卷也出版了。（26） 韦乐使用了韦伯的社会概念与现代化理论，将社会划分为政治统治、经济、社会阶层与文化四大领域，阐述了18世纪至19世纪中期德国社会四大领域的“结构条件与发展进程”，重点是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与进程，文化领域却未受到同等的重视。尼培代对《德意志社会史》的评价要比对《德意志帝国》好得多，但仍有许多批评。尼培代认为，他自己的“视角可以看到更多”，即他的《德意志史》更好。（27） 尼培代继续写作《德意志史》时，已经是重病缠身，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最后两册，即德意志帝国的历史。他的三卷本关于“漫长的19世纪”（1789-1914）的德国史被著名历史学家罗塔·伽尔（Lothar Gall,1936年生）称为是德国史学史上的杰作，（28） 德国史学界对尼培代的过早去世十分惋惜。（29） 1995年，韦乐的《德意志社会史》的第三卷（1849-1914）也出版了。（30） 这样，韦乐也完成了他自己的“漫长的19世纪”的德国史。2003年，韦乐又推出了《德意志社会史》的第四册（1914-1949）。（31） 目前仍在继续写作关于两德分裂时期的最后一册（1949-1990）。总的来说，尼培代与韦乐的两部巨作都得到了史学界的高度评价；可惜的是，人们再也看不到尼培代对韦乐新作的评论了。
    自80年代中期起，批判社会史学派在与历史主义学派交战的同时，还必须面对后现代史学的挑战。（32） 后现代史学首先是以“日常史”（Alltagsgeschichte）的面目出现的。（33） 日常史学派认为，批判社会史使用系统社会科学理论来研究历史，这是把外来理论往历史现实上套。社会史学派也过于重视结构与进程，忽略了历史人物，特别是无权无势的“小人物”的日常经历与主观感受。另外，日常史学家对现代化进程持批判态度，更重视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并且认为这些代价首先是由小人物所负担的。他们对小人物深感同情，试图用微观史学方法以及历史人物自己创造的概念与理论来研究他们的生活世界，即写作“来自内部与底层”的历史。在《历史与社会》杂志以及1984年德国历史学家会议等媒体与场合上，社会史学派与日常史学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34） 在韦乐等社会史学家看来，现代化的价值不容置疑，而“日常”概念太模糊，难以使用于准确的研究。批判社会史学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日常生活的研究，但不能因小失大，为了日常经历史而放弃结构与进程史。（35） 而科卡认为，在经历史与结构史的结合上，社会史学派会比日常史学派做得更好。（36）
    后现代史学的第二个学派是起源于70年代的妇女史学派。（37） 对于妇女史学派来说，以往的历史学，包括批判社会史，都是由男性垄断的历史学。社会史学家在研究中的概念，或是纯男性的、或是中性的，无视女性的存在。例如，在德国史研究中人们长期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德意志帝国的所谓“普遍”选举权只是针对25岁以上的男子而言的。妇女史开始时只是一个领域史，妇女史学派有着搞小集团的倾向。妇女史会议都只允许妇女参加，男性历史学家被拒之于门外。这引发了男性社会史学家的强烈抗议。（38） 多年以后，妇女史获得突破，发展成为性别史，即以性别为范畴的包括所有人的普遍史。但是，“阶级”与“性别”两个范畴，哪个更为重要，仍是妇女史以及性别史学派与社会史学派之间争论的焦点。（39）
    到90年代，多个后现代史学流派融合成了“文化史学派”，成为针对社会史学派的根本性的挑战。（40） 这里的“文化”不是指包括文学、音乐与戏剧在内的某个领域，而是指一个解释现实、组织社会生活、指导人们行为的符号系统。它隐身于结构与进程之后，可以说是“潜结构”或“潜进程”。一些文化史学家对社会史学派的现实概念提出了质疑。在他们看来，历史资料不反应历史现实，只是“文本”。社会史学家自然拒绝了这种观点，不过他们也看到了以往研究中的缺陷，承认了文化研究的意义。在具体的史实研究中，例如在教派的研究中，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正在相互融合。（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