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反思纳粹历史
    为了集中阐述史学理论方面的争论，笔者在上文没有详述德国史学界有关反思19世纪以来的德国历史、特别是有关纳粹历史的争论。这一争论是联邦德国史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值得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
    就批判地审视德国历史而言，60年代初的费歇尔争论具有突破性意义，但它的主要关注对象是德意志帝国的对外政策。虽然费歇尔的动机也是来源于他个人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不过他采取的还是旁敲侧击的方式，所起到的效果未免有些隔靴搔痒。而批判社会史学派则直接与公开地把研究纳粹主义的历史原因与本质视为核心任务。另外，与费歇尔不同，他们更加注重内政以及外交与内政之间关联的研究，并且提出了具体的理论解释。
    批判社会史学派就德国近现代史提出的最为重要的理论是所谓的“德意志独特道路”（Deutscher Sonderweg）论题。“德意志独特道路”论题原本是由19世纪德意志民族保守派提出的关于法国大革命以来德国历史的宏观解释。他们认为，德国有着自上而下的改革传统，走的是一条有别于西欧民主国家的而且是更好的发展道路。在一战期间，这一观点甚至升级为所谓的“1914年精神”。1945年以后，鉴于纳粹主义带来的深重灾难，再无保守派坚持这一旧论点。但是它却被自由主义左翼知识分子用来批判地解释德国近现代历史。按他们的解释，德国之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走上了纳粹主义道路，恰恰是因为德国在19世纪走上了一条偏离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德国在普鲁士贵族的领导下实现了统一。在德意志帝国，经济、科技等方面的现代化突飞猛进，但政治现代化被延误。德国的现代化是不正常的，责任在于普鲁士以及德国贵族与资产阶级。后者因害怕工人阶级的崛起与贵族结成了联盟，并且在对外扩张中寻求释放内部压力的出路。德意志帝国缺乏资产阶级性，不是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缺陷不仅对于德国走上一战道路，而且对于魏玛共和国的失败、纳粹主义的上台负有重要责任。（42） 这种批判性德意志独特道路观点在罗森堡的著述中就有所体现，在韦乐1973年初版的《德意志帝国》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代表性阐述。
    然而，英国的德国史专家布莱克本（David Blackbourn）与埃莱（George Eley）提出了异议。（43） 他们认为，社会史学派的独特道路观点带有规范性特征。该观点不恰当地假设了一条正常的现代化道路或者规范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德国社会史学家把英国看成是衡量德意志帝国的标准。但在英国，资产阶级也与贵族结成了联盟，也“封建化”了，而且其程度不比德国资产阶级浅。德意志帝国并不像德国社会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封建，而是一个合格的资本主义社会。后来的全欧性资产阶级比较研究也证实了两位英国历史学家的批评意见。（44）
    德国史学界的批评者主要是尼培代。1978年，应云客乐的邀请，尼培代到弗赖堡大学作了题为《1933年与德国历史的连续性》的学术报告（后发表于《历史杂志》）。（45） 他在其中提出了历史具有多种连续性的观点。他认为，从德意志帝国传承下来的不只是专制国家与军国主义的连续性，而且还有其他诸如法治国家、社会福利国家、教育制度等优良传统。不能把德意志帝国仅仅看成是纳粹德国的前史，它也是得到普遍肯定的联邦德国的前史。尼培代无疑是想为德意志帝国推卸责任，但他的论点不无道理。
    除了有关德意志独特道路的讨论以外，反思纳粹历史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辩论要数8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46） 1982年科尔上台以后，一些保守人士试图淡化1968年大学生运动以来人们对纳粹历史的批判审视，重塑德意志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二战结束40周年纪念成了保守派给纳粹历史翻案的契机。1986年6月，德国法西斯研究专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1923年生）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题为《不愿过去的过去》的文章。他责怪道，二战与纳粹德国结束已经40年了，但人们仍然没有划出终结线，纳粹历史成为了“不会过去的过去”。另外他还认为，除了使用毒气这一“技术细节”以外，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不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罪恶，大屠杀是希特勒对一种在苏联实施的“亚洲酷刑”的回应，斯大林的古拉格要比奥斯威辛更早。诺尔特对纳粹历史的辩护受到了著名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以及批判社会史学家的有力回击。时任德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克里斯提安·迈亚（Christian Meier,1929年生）指出，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作为由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进行的有计划的、像消灭害虫那样通过行政措施进行的大屠杀，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即便世界上存在其他可比较的罪恶，德国人也不能借此推卸自我的罪责，不仅因为必须严格要求自己，而且因为对纳粹统治的否定是战后西德民主制度的不容动摇的基石。（47）
    诺尔特对纳粹历史的辩护过于露骨，因此比较容易回击。希特勒研究专家莱讷·齐特曼（Rainer Zitelmann）对纳粹政权的辩护则相对复杂。齐特曼认为，希特勒是一位社会革命家，纳粹政权曾经积极地、大力地推进了德国社会的现代化。（48） 这一观点利用了把现代化理解为历史逐渐进步过程的现代化观念的弱点，试图把纳粹时代解释成德国现代化历史中的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但是在相关的辩论中，一些历史学家指出了希特勒“生存空间”观念的前现代特征以及纳粹时代在现代化方面的许多缺陷。另外，还有学者认为现代化的进展相对独立于政治制度，更有学者认为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因此齐特曼通过突出纳粹主义的现代化效益来为纳粹主义辩护的企图只能落空。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东德瓦解，次年10月两德统一。在80年代末期，联邦德国历史学家的大多数，特别是批判社会史学家已经放弃了再统一目标。他们担心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重建会再次给欧洲带来厄运，把这种放弃看成是为未来欧洲和平所作出的牺牲与贡献。他们未能预见到再统一的到来，也没有向这个方向努力。不过，与勃兰特的东方政策一样，他们通过对德国历史的批判研究改善了联邦德国的国际形象，由此对德国的统一作出了间接的贡献。90年代以来关于“国防军的罪行”展览的争议（49）、所谓的“戈德哈根辩论”（50） 以及关于二战末期英美对德国城市大轰炸的讨论（51） 都表明，反思纳粹历史的任务并没有随着德国的统一而告终，批判社会史学派的使命并没有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