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史学的可能性
    梅尼克认为，世界大战之前，瑙曼的民族社会主义乃是一次了不起的尝试，它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并促进了他们的互相了解。在大战爆发之始，德国沉浸在一种民族情绪高涨和兄弟情谊之中。⑥ 民族/国家利益最大化是促成德国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初次握手的根本要素，也是欧洲各国投入世界大战的最主要原因。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写道：“1914年以后，历史学家纷纷转变为主战派，都从本民族传统的角度来解释历史‘事实’。”⑦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后，历史学研究为本民族利益服务，这是当时整个欧洲史学的趋势。如果按照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德标准，轴心国代表着恶的力量，而同盟国代表着解放的和善的力量，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是一场欧洲列强的利益争夺战，参战各国都丧失了进行道德评价的资格。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战败国德国的惩罚，如要求德国在经济上对协约国进行赔偿或德意志民族/国家利益的被限制与被剥夺，诸种条约的根基并非以道德上的优劣作为标准，而是以世界利益瓜分为原则。这就意味着战争惩罚不仅不可能令德意志民族改变它在精神上的一贯追求，相反还可能抱着一种卧薪尝胆的心态，等待下一次竞争的到来。这种心态最早就反映在历史学研究中。
    英国史学史家古奇记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史学界掀起的一股研究俾斯麦的热潮。他写道：“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多数德国历史学家由于被耻辱与失败所激怒而用贬低俾斯麦的后继者的办法来推崇铁血宰相。”⑧ 古奇的著作录有德国史学家与俾斯麦相关的作品，如关于《俾斯麦全集》的出版信息、马尔克斯的俾斯麦研究和《德意志帝国的兴起》（1936年版）、迈耶的《1851～1859年间俾斯麦在法兰克福联邦议会中对奥地利的斗争》、斯特恩的《1816～1871年间的欧洲史》等。⑨ 多数德国史学家对俾斯麦的赞美往往伴随着对邻国的仇恨和蔑视；而几位对俾斯麦表示批评的史学家及其作品，如蔡库希的《德意志帝国政治史》和艾克的《俾斯麦传》，则旨在通过研究俾斯麦的对内对外政策，说明其中孕育了导致德国战败的种种原因。⑩ 不过，反思意在弥补，在民族情绪因战败受抑制的压力下，历史学家通过对政治主题的持续关注来重新激发德意志民族的斗志。
    “一战”后，法国、英国、美国的史学家开始反思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在这些国家的历史学界，德国历史主义思想的影响深远，但他们同时有其他的理论和方法来平衡、改造这种思想，例如，这一时期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就包含了一种对普遍性的追求。在美国新史学派和法国年鉴学派思想中，不难发现这样的倾向。在德国，政治史、外交史仍然是战后史学的主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德国传统史学也存在改变的可能性，并且，一切可能的改变都必须从重新理解历史主义入手。
    1918年，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1880～1936）出版了《西方的没落》一书，他像兰普勒希特一样进行着普遍主义的尝试。斯宾格勒以比较形态学的方法，试图揭示文明成长与衰落的普遍规律，并回答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原因。《西方的没落》事实上将世界历史分为不同层次，认识它们要贯彻不同的核心思想，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种融合历史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尝试。在斯宾格勒运用历史主义思想时，“成为核心的那种独立个体”（借用梅尼克的用语），不是德国、法国、英国，而是某种文化。英、法、德都隶属于西方文化这个整体中，而与西方文化作为个体相对应的有世界历史中的其他七种文化。斯宾格勒的普遍主义思想表现在，他认为每一种文化都遵循同一个由成长到衰亡的规律。
    历史主义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它在认识上导致的相对主义反映在历史研究中，如果研究单位为民族，则产生民族相对主义；如果研究单位为文化，则造成文化相对主义。斯宾格勒奠基的便是文化相对主义，他将对个体性的关注由民族/国家上升到文化，这无疑是对德国史学传统的一种挑战，有助于防止德国在未来与欧洲其他国家再次冲突。（11） 斯宾格勒提供了一种改造德国历史主义史学的可能性，但德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则证明他的努力并未被德国主流思想接受。
    改变德国传统史学还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甚至在坚定的历史主义者和传统史学的代言人中，也存在着预防德国走向纳粹主义的可能性。梅尼克就是这种可能性的引导者。
    早年，梅尼克是普鲁士政治史学家德罗伊森、西贝尔的崇拜者，德罗伊森讲授的历史主义思想令他深深折服。在兰普勒希特辩论中，梅尼克作为编辑的《历史杂志》是反对兰普勒希特的大本营。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德国传统史学的守护者和历史主义思想的传人，也越来越深刻地预感到历史主义思想带来的民族相对主义将导致的危机。
    1908年，梅尼克出版了《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一书，他要表达的思想是，一个普遍的观念只有在一个作为个体的、具体的民族／国家中才能够呈现其意义。这样，德国统一的历史就表现为德国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这样一种观念获得认识的历史，在其中，“文化民族”完成了向“国家民族”的转变。（12） 在这里，梅尼克并没有注意到，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民族国家和政治权力是否应该以伦理道德为原则考虑自身的“限度”。梅尼克此时相信，德意志追求的那种国家理性代表着人类美妙的未来，历史中的个体发展（如德国历史的发展）是为了实现那种超越历史的普遍价值。梅尼克满怀对于德国历史的自豪感，同时也具有一种对于人类整体价值的模糊憧憬。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梅尼克沉浸在一种德国人民大团结、政治权力与个体精神相融合的乐观主义情绪中；随着战争中残酷现实的呈现，梅尼克终于注意到“权力的邪恶性”并开始反思，在政治思想史领域中开启了德国史学传统的另一种可能性。1924年，梅尼克的《国家理性的观念》出版，马基雅维里以来政治学说中反映的权力与道德之间的张力成了全书的主题。他认为，在过去400年间，教会、启蒙运动中的人道主义理想以及19世纪的个人主义，这些原本是权力施展限度的思想，到了20世纪初都被一一冲破。梅尼克认为，必须修补这些防止权力泛滥的堤坝。
    梅尼克并不认为因此就该放弃历史主义的原则，相反，他要在历史的个体中寻找代表着普遍的永恒之物。然而，只要梅尼克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要以理性的方式在历史和现实中寻找一种超越历史的价值，那永远都会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伊格尔斯在评论梅尼克时就指出，即便在《国家理性的观念》这本反思性的作品中，梅尼克仍然肯定了国家理性观念，因为梅尼克的总结是，“政治权力的邪恶力量被释放出来，不是因为国家要最大限度地追逐它们的政治权力的利益，而是因为在一个大众民主和民族主义的时代，它们由于大众情绪的压力而背离了对于它们真实利益的追求”（13）。这样的结论恰恰是运用历史主义原则得出的，即在现实的情境中寻求理解。显而易见，历史主义无处不可以为滥用权力提供现实的说辞。
    同样是在这部作品中，梅尼克认识到，要克服历史主义思想可以证明的权力极端化，唯有求助于信仰和理想的力量，即在理想中设想一种普遍的人类价值作为我们现实追求的目标。可是，过去要领会到这一点是如此艰难，当历史主义使得德国传统史学思想实际上被一种经验证据控制，必须在个体内部寻找自我的价值时，它几乎就无法摆脱自己的魔障。梅尼克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能够进行如此的反思，与其给予其一种历史主义的解释，例如认为是因为战争失败的事实证明了他原有的国家理性观不切实际，不如说这正是因为战争令生灵涂炭使他获得了顿悟，促使他事实上必须脱离历史主义原则而求助于信仰。
    梅尼克的反思无论是何等的不完善，事实也是，但他不再相信权力和道德之间的张力能够轻易协调，如何限制权力的邪恶方面由此也成为他进行历史研究并实践历史主义原则的目的。1936年，梅尼克出版《历史主义的兴起》一书，称赞德国历史主义运动是“西方思想所经历的最伟大的精神革命之一”，而此书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接续了讨论权力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这个主题。尽管梅尼克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太成功，但他的史学思想仍然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梅尼克努力打开这扇可能性之门，不过最终它还是半掩着的，如果德国现实的政治生活能够和梅尼克的这种历史反思稍做结合，那就断然不会出现纳粹政权。可是，包括梅尼克自己，没有人能够进一步为这种可能性提供现实化的条件，即，使得一种对个人生命的敬畏和信仰成为一种政治生活的实际目的。1935年，纳粹迫使梅尼克辞去《历史杂志》主编之职，现实将梅尼克为德国史学开启的这扇可能性之门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