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法即实地调查法，是文化人类学最有特色的方法之一，也是收集资料的基本方法。这一方法是人类学最明显的特征，当然也是相关学科如考古学、社会学和语言学重要的研究方法。田野工作的主要步骤：（1）田野工作的准备。首先要回答两个问题：干什么去？去何处？从事田野工作是要阐述某些理论问题或假说，这比为了描述更为重要。要到典型的地方或找有代表性的人。要考虑的因素有：可进入性、健康状况、政治可行性、生命安全等等。还要备好考察的装备，包括衣、食、住、行和全套的野营器具以及药品和补给品。（2）开始田野工作。根据不同的背景采取不同的策略，不能一概而论。首先遇到的是长途跋涉的艰苦。没有地图，远离电、冷饮、抽水厕所、舒适的床等等。面临着不同文化的令人痛苦的“文化冲击”，孤独无援，深感压抑，第一个冲动就是逃离。吃饭也是个大问题，能买到东西吗？能用所带的物品换食物吗？当地人是否会用“暴力”欢迎来者，都是令人忧虑的。要向当地人说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此的目的，不能对提供资料者摆出屈尊俯就的样子。（3）语言学习。世界共有一千多种语言。学习当地语言，通常既无词典又无语法。通过聆听和询问来学习语言，一般要6个月或一年时间才能应付详尽的采访或参加群体交谈。（4）参与性观察。生活于要研究的人之中，参加他们的社会生活，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懂就问。（5）采访。实际的采访技巧视研究者与所需资料的种类而定。有些按严格的提纲提问，同一问题可以去问许多人，而有些则可让提供资料者随心所欲地叙说。还有一些或许从某个主题开始，然后由着对象去说，在他离题太远时，再不时将他引回到原先的主题上。（6）解释。田野工作的最后解释受研究者的人格、养育他们的亚文化、他们的政治观点、培养他们的理论学派等深刻的影响。[4]（P264）从以上内容可以了解作为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的几个重要步骤，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并为我所用。
    前辈学者和当代学者的实践经验我们也应当有所继承。阅读费孝通的《社会调查自白》，就可从中受益。费孝通在1984年7月23日到8月4日的两个星期里，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组织的暑期“多学科学术讲座”里作了有关社会调查的讲座，后来以《社会调查自白》为书名出版。在本书的“引子”里他介绍了自己的学术历程和多学科的基础知识。在本书的“社会调查概述”中大致介绍了社会调查的四个阶段：（1）定题。即要确定一个调查的主题。定题并不简单。题目从哪里来，又如何去选择。就和我们的论文选题一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制定计划和方案。这与我们传统史学所制定的方案有所不同，需要进行探索性调查。要搜集与课题有关的资料，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拟出调查提纲，明确调查指标，确定调查方式。（3）实施阶段。相当于我们的查阅资料。采用观察与访问的方法。观察包括“间接观察”、“直接观察”和“参与观察”。访问是指收集被调查口述资料的调查方法。（4）总结阶段。通过整理资料、分析资料而得出结论。相当于我们的论文撰写，是围绕着“点与面”、“质与量”、“因与果”这三个关系展开的。在本书中，费孝通重点介绍了如何进行民族调查、农村调查、家庭调查、小城镇调查、知识分子和智力资源的调查。[5]另外，1930年代陈翰笙教授对华南农村的研究，陈达教授对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的研究，陈序经教授等对蛋民的研究，都是以小社区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的，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当代中国学者也有将人类学的方法积极运用于社会史研究，把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紧密结合起来的有益尝试。另外，邹兆晨等的《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一书是利用访谈方法进行研究的一个范例。本书的前言指出：“当代史学思潮的研究有赖于当代史学工作者广泛的参与。传统的史学史研究，可以由某位史学家通过搜寻史学史的文献来进行独立的研究。而进行史学思潮的研究，仅仅靠坐在图书馆中搜集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真正深入到广大史学工作者之中，了解他们自己走过来的道路，倾听他们对史学研究的种种感觉、体会、意见、呼声。在他们的业绩之中，寻找他们的成功之路；在他们的困惑之中，探求解脱困境的出路。广大史学工作者自己的现身说法，才是研究当代史学思潮最宝贵的资料。因此，这项研究非有广大史学工作者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不可。”[6]（P7）本书的后记也指出：“我们很清楚地认识到一点，那就是史学研究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辛勤工作的结果，史学思潮的形成，必然与广大史学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情绪有着密切的关系，离开了对这些史学工作者本身的研究，就谈不到史学思潮研究。所以，我们的课题研究，并不是在开始研究前就确定了明确的研究路径，而是我们在逐步深入到史学工作者当中之后，才逐步明确的。也可以说，这项当代中国史学思潮的研究，不止是我们三个人的工作成果，而是我们与数十名老中青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共同劳动的结果。”[6]（P330）作者通过访谈，感受到了当代史学思潮跳动的脉搏，也体察到了当代史学工作者的辛勤劳作和敬业精神。作者若能把访谈的资料整理出版，将是一部有价值的当代中国的口述史学。
    三、社会文化史的史料问题
    上文谈到的田野调查法实际也是从事社会文化史研究搜集资料的方法之一。当然研究社会文化史还要有更为开阔的史料视野。除我们以往关注的一般史料诸如正史、档案、报刊、方志、访谈等资料外，社会文化史还要关注更为宽广的史料范围，诸如被目为野史稗乘的笔记、小说、戏曲、诗歌等。有学者指出，“浩瀚的史书和数不尽的文物遗址，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史料，……中国人有浓厚的历史意识，看问题注重追根溯源，述先道故，使得人们重视历史经验的吸取，留下大量的野史、笔记。这些留存在正史以外的资料，最为丰富、生动，有待人们去整理、发掘。”[7]（P13-14）其实，很多前辈学者在挖掘和运用史料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有意义的尝试。
    著名学者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都非常重视对戏曲小说的研究，有的写出戏曲和小说的专史，有的则侧重于发掘戏曲小说中的史料。解放前后，郭沫若、翦伯赞、尚钺、胡绳、邓拓、吴晗、傅衣凌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一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翦伯赞在解放前写的《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元曲新论》、《桃花扇底看南朝》和解放后写的《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释儒林外史中提到的科举活动和官职名称》、《琵琶记的历史背景》等文，既是对戏曲小说的研究成就，同时也形成了一套搜集和分析史料的治学方法。注意文学资料的使用，并把视角深入到戏曲内容之中，藉以观察这些史料中包含的社会文化价值。染指过去文学史和戏曲史的领域，延伸了历史学家的触角。当然引用文学资料研究历史必须抱十分审慎的态度，要充分认识到作者的写作不是对当时社会的直接反映，而是经过了再创造的过程，因而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大量“臆造”的成分。因此，当没有其他有力的资料作旁证时，论述问题必须时刻注意到自己的立足点，并充分警觉自己所使用的语言。如采用文学作品分析晚清大众文化时，必须分清所讨论的就“是”晚清大众文化，还是作者笔下所“反映”的晚清大众文化。比如利用晚清谴责小说（如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等）来研究晚清的社会文化时，要考虑小说内容是如何折射社会现实的，这种折射和直接反映是不等同的。清末小说杂志《绣像小说》、《小说林》、《月月小说》（其实清末小说杂志有很多种）等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民众的社会生活和民众的民俗信仰生活。另外，文艺作品对民众的价值观念的转变和素质的提高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从作品的内容去梳理探究，未尝不是可尝试的分析方法。20世纪的女性文学以及当代文学作品也都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此外，我们还要注意搜集和使用民谣。如《中国近世谣谚》和《现代流行民谣》等都是重要的社会文化史史料。
    诗文同样可用作史料。陈寅恪娴熟运用于学术研究中的就是我国传统的文史互证方法。这种方法被现代学者所继承，并在研究中取得了很大成就。当代学者卞孝萱的《冬青书屋笔记》，揭示了传统文史互证方法在当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8]当代美国学者高彦颐（Dorothy Ko）的《闺塾师：十七世纪中国的妇女与文化》（1995），主要运用17世纪江南地区上层妇女创造的诗文来分析她们的生活状况和当时的社会风貌。曼素恩（Susan L.Mann）的《宝卷：在漫长的十八世纪的中国妇女》（1997），就将妇女自己写作的诗词作为立论的材料。对于西方学者来说，能够解读中国诗词已属不易，这种做法也确实使读者耳目一新，并颇具说服力。但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特点，讲究情感表达的含蓄蕴籍与复杂委婉，女性诗人尤其如此，用来作为史料，即使特别小心，也很难保证不会出错。[9]
    史料是丰富多采的，如何阅读史料是重要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这个‘读’不仅是讲对资料字面上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从什么角度对资料进行诠释和利用。一条史料不仅反映了某个历史事实本身，而且可能折射出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内涵。正是对资料怎么‘读’，常常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所持的历史观。”[2]我们在扩大史料视野的同时，更要学会阅读、分析和理解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