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章氏之意，“记注”盖指史料的保存与编纂而言，它只是对过去有关事实的记载，要求尽量做到“赅备无遗”，因而在体例上有一定规制；而“撰述”的目的在于“知来”，成一家言，故体例不拘常格，贵在创新。尽管章学诚承认“撰述”和“记注”性质不同，作用也不一样，两者“本自相因而不相妨碍”，不过相比较而言，他认为“撰述”比“记注”更为重要，真正的史学是“撰述”而非“记注”，故言“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⑨
    章学诚在论及《史记》和《汉书》时指出，《史记》近于“圆而神”，《汉书》近于“方以智”。章氏说《汉书》具有“方以智”的特征，主要是从史书体裁而言的。但他又承认《汉书》本为撰述而非记注，“在近方以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以为之裁制”，故“能成家而可以传世行远”，这与郑樵把《汉书》视为“剽窃”之书的评价大不相同。自马、班创立的纪传体体裁成为史书体裁主流以后，历代史家相沿不废。但是，纪传体史书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种种流弊，这集中体现在后世史家在体例上拘守“纪表志传”之成规，而不知变通，“史才、史识、史学，转为史例拘牵，愈袭愈舛，以致圆不可神，方不可智。”⑩ 由于过分强调体例的严整划一，失去了应有的变通、创造精神，使史书逐渐失去了早期的那种生气和活力，“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而古人著书之宗旨，不可复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犹拘守成法，以谓其书固祖马而宗班也，而史学之失传也久矣。”（11）
    章学诚在评价古代史书时非常推崇《尚书》，称“《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12） 章氏之所以如此推崇《尚书》，把它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在于《尚书》“因事命篇，本无成法”，在体例上体现了“体圆用神”、“例不拘常”的原则。他说《尚书》“无定法”，体例灵活，多变通，“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于一定之名义者也。”（13） 这种不墨守成法，不受义例所拘，反而达到了史书编纂的最高境界。章氏认为要救“纪传之流弊”，就必需要回到《尚书》“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的精神上来，为此他提出了“师《尚书》”的主张，凡是在著述中体现“因事命篇”，不拘守成法原则的均得到他的表彰和推崇。他说《史记》无定法，“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称赞袁枢创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14） 这种“因事命篇”、“例不拘常”的史学评论方法和原则，用发展的眼光来评论史体的演进，集中体现了章学诚通变的历史眼光，较之刘知幾纯粹就史体而论史体，无疑是更进一步。
    二、“史所贵者义也”
    在章学诚的史学批评中，“史义”（“史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章学诚在谈到《文史通义》的写作缘起时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15） 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他对“史义”（“史意”）的重视。章学诚重视“史义”（“史意”），在《文史通义》中屡有论述。他说“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16） 又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17） 事、文、义是构成史学的三大要素，在这三要素中，章氏最看重的显然不是史事、史文，而是史义。关于事、文、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曾作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18）“事”是人的骨头，“文”是人的皮肤，“义”是人的精神，只有具备了“精神”的著作才能“成家”，传诸后世，这足以表明“史义”在章学诚史学评论中的重要地位了。当然，章学诚强调史义的重要，并不意味着他就否定“事”与“文”的作用，因为“事”是“义”的载体，“文”是“义”的表现形式，“义”必须要借助于“事”和“文”才能表现出来，所以他又说：“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籍为存义之资也。”（19）
    章学诚的“史义”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毫无疑问，章氏所言的“史义”包含了政治伦理层面的意义（“惩恶劝善”），是从孔子那里继承来的。他说：“孔子作《春秋》，盖日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20） 不过章学诚除从政治伦理的观点解释孔子的“义”外，同时又赋予它新的含义。余英时先生说章学诚所说的“义”，主要是指使史学成为史学的那个要素而言的，“依章氏的看法，史学能否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要视撰史者是否于事与文之外尚能得史义而定。这种‘义’，就史家本身言就是要具备一种特殊的心灵能力--章氏所常说的‘别识心裁’。”（21）“我们认为章学诚所说的“史义”，主要是指史家的撰述意图和宗旨，包括史家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史学的认识。换句话说，史学家在从事著述时要有自己的思想和理念，要对历史有自己的见解。所以他在谈史义时，常常又和“别识心裁”相联系。在他看来，“义”是史学最重要的东西，而“义”的基础就是“别识心裁”，史家只有具备了“别识心裁”，才能够追求“义”，而具备了“义”的史学作品，才能称得上是“著述”，这样的史学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史学，反之则与“文案孔目”无异。（22） 章学诚之所以欣赏郑樵，主要是因为郑氏具有“别识心裁”，有志于求“义”。他说：“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而缀学之徒，嚣然起而争之。然则充其所论，即一切科举之文词，胥吏之簿籍，其明白无疵，确实有据，转觉贤于迁、固远矣。”（23）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对《通志》一书的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其“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学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24）
    章学诚强调史学著述的“别识心裁”，所以他提倡学术贵独断，贵创新，反对墨守成规。他把历代史籍分为“记注”、“撰述”两大类，但他追求的不是以汇编、整理史料、考辨史事为目标的“记注”，而是对材料进行“抉择去取”而形成的寓含有自己思想观点、能成一家之言的“撰述”。所以他宣称：“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25） 正因为史义”与“别识心裁”“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以至于一些学者直接把章氏的“史义”等同于“别识心裁”。金毓黻先生就说“章氏之所自负者，惟在深通史意，亦即孔子自谓窃取之义也。其所谓史意、史义，又即所称别识心裁，凡此皆申明重撰述而轻记注之旨也。”（26）
    章学诚曾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分途，不相入也。”（27） 这一段话颇能道明他与刘知幾史学的区别。刘知幾重史法，说“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之无法，则上下靡定；史之无例，则是非莫准。”（28） 所以，他力图建立一套严格的历史编纂学体系，以此为标准去评论以前的史书得失，让后人有例可寻。章学诚以“史义”（“史意”）相标榜，重在阐述史学成一家之言的宗旨和贵在创新的精神。章学诚认为，自唐以来，史家过分重视史法，而忽视史义，严重窒息了史学的“别识心裁”和创造精神，史义放绝，使史学发展失去了早期的那种创造力而陷入困境。要挽救史学的颓势，就必须要重视史义。他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29）
    章学诚强调“史义”的重要，把“史义”提高到关乎“史氏之宗旨”的高度，其目的在于“纲纪天人，推明大道”，这就把“史义”与史学“经世”的宗旨联系了起来。事实上，章学诚进行史学批评的目的正在于经世致用。他在《浙东学术》中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30） 在章氏看来，史学的功能、价值在于有益于人事社会，为解决社会人事等现实问题服务，如果治史者完全与时代分疆划立，失去了对现实的关怀，史学也必将失去它存在的价值，成为一门无用之学问。章学诚宣称他撰写《文史通义》的目的在于阐发“史义”，而阐发“史义”的目的在于明道经世，这正是他进行史学批评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