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强调“论世知人”，“为古人设身而处地”，是因为他认为要真正了解一个人，不仅要知其言，更要知其“所以为言”。他说：“夫人之所以谓知者，非知其姓与名也，亦非知其声容之与笑貌也；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40） 他非常重视年谱的编写，就是因为年谱能把谱主的思想（“言”）与其生平时事和出处进退相联系，从而可以了解作者的“所以为言”。他说：“年谱之体，仿于宋人，考次前人撰著，因而谱其生平时事与其人之出处进退，而知其所以为言，是亦论世知人之学也。”（41） 又说：“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以证谱人，则必阅乎一代风教，而后可以为谱。盖学者能读前人之书，不能设身处境，而论前人之得失，则其说未易得当也。”（42）
    知言难，知其所以为言更难。章学诚举例说，人知《易》为卜筮之书，孔子读之，而知文王之忧，“是圣人之知圣人也”。人知《离骚》为词赋之祖，司马迁读之，而悲屈原之志，“是贤人之知贤人也”。“夫不具司马迁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忧，而知欲文王之忧，则几乎罔矣。然则古之人，有其忧与其志，不幸不得后之人有能忧其忧，志其志，而因以湮灭不章者，盖不少矣。”（43）
    章学诚强调“论世知人”，而这一批评原则也贯穿于他具体的史学批评实践中。比如，郑樵主会通，推崇司马迁而恶班固，称班固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对于郑樵尊马抑班，章学诚的解释是，“盖樵为通史而固则断代为书，两家宗旨，自昔殊异，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无足怪也。”（44） 但对郑氏在《通志》中忽视《汉书·艺文志》在目录学上的成就则提出了强烈批评。他说郑樵生南宋之世，去古已远，刘歆的《七略》、《别录》久已失传，“所可推者，独班固《艺文》一志。”《汉志》虽多有疏漏之处，“然立法创始，不免于竦，亦其势耳。”（45） 然而郑樵“讥《汉志》以《司马法》入礼经，以《太公兵法》入道家，疑谓非任宏、刘歆所收，班固妄竄入也。郑樵深恶班固，故为是不近人情之论。凡意有不可者，不为推寻本末，有意增删迁就，强坐班氏之过，此狱吏锻炼之法”，并指出“盖心不平者，不可与论古也。”（46） 这种“论世知人”的评论态度，的确是史学批评的良法，它反映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到章学诚时期已经发展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了。
    五、“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的区分
    文与史的关系，这也是史学家要认真处理好的一个问题。唐人刘知幾说“史之为务，必藉于文。”（47） 即史学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必须要借助文学。不过作为一门学科而言，史学与文学还是有区别的。刘知幾年痛感文人修史过分注重文辞，“史臣撰录，同彼文章”，导致“文非文，史非史”，因而极力反对以文入史，强调文史有别，甚至提出了“文人不能修史”的主张。章学诚继承了刘知幾这一观点，并在刘氏的基础上对文史之间的区别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他说：
    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也。（48）
    余尝论史笔与文士异趋，丈士务去陈言，而史笔点窜涂改，全贵陶铸群言，不可私矜一家机巧也。（49）
    文士为文，不知事之起讫，而以私意雕琢其间，往往文虽可观，而事则全非，或事本可观，而文乃不称其事。（50）
    在章学诚看来，文士作文，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加以创作，可以虚构，可以夸张；而史学家著史则不同，它必须要以历史文献为依据，强调的是“言之有征”，“述而不造”；即便是有必要对别人的文字进行“点窜涂改”，也应以“陶铸群言”为前提，不可随意妄作增删。所以章学诚力主把“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加以区分，提出“文人不可与言史事”。他举例说，韩愈、欧阳修在文学上造诣很深，他们的道德文章，不愧是“泰山北斗”、“千古宗师”，然于史学，却“非其所长”，故所撰之史著（指《顺宗实录》、《新唐书》、《新五代史》），“终不可与语史家之精微也”。（51）
    章学诚在论“文”的含义时，不仅仅指文学，还包括一种文字的表达形式。他说：“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于文。”这就是说，“文”是“史”的载体，史的内容是通过“文”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史家撰史莫不借“文”而“增其颜色”。（52） 不过，章学诚又反对撰史过分突出文采，不能为突出文采而损害史实。他在《史德》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无华朴，味之不能无浓淡，势也；华朴争而不能无邪色，浓淡争而不能无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于华朴浓淡之争也。文辞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为竞焉，是舍本而逐未矣。以此为文，未有见其至者。以此为史，岂可与闻古人之大体乎？
    可见，章氏重视文辞的训练，但又反对过分追求文辞的华丽，“文”是为“史”服务的，在保证“史”的真实性的前提下，撰述者尽可能的“工于文”，但不能为“文”而“文”，以文害意，甚至为“文”而歪曲史实。
    章学诚强调“良史莫不工文”，把“文”作为良史必备的条件之一，同时又坚持“文以载道”、文道经世的原则，主张史家撰史不仅要讲究为文技巧，更不能忘记史学经世的宗旨和目的。他说：“古之学者，不患文字之不工，而患文字之徒工而无益于世教；不患学问之不富，而患学问之徒富而无得于身心。”（53） 在为文技巧和学贵经世二者不可得兼之时，他更看重明道经世的撰述宗旨。所以他引用邵念鲁话说：“文章有关世道，不可不作；文采未极，亦不妨作。”（54）
    六、章学诚史学批评理论的借鉴意义
    章学诚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史学批评理论代表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理论的最高峰，同时对中国近现代史学批评理论也有重要影响。回顾和反思这些理论和思想，对于我们当下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的研究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下面简单谈几点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