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关于史学研究的目的问题。作为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史学批评的职责和功能是多层面的。它的最高功能应能对历史和社会的发展指出方向，引起专门人士关注历史的走向，包括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历史向良性的方向发展。这是历史学的最重要的社会职能，也是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所能发挥的最可贵作用。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现存的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就承载这样重要的历史使命。所谓“《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55），强调的就是这部史书及其作者对当时社会走向的重要分析和评判，起到警世的作用。章学诚史学批评的核心内容也在这里。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开始裂变的时候，但其旧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还盘根错节，维持其巨大影响。古代经书仍有不可动摇的地位。章学诚的史学批评，对把经学置于无上崇高地位的做法展开尖锐批判，认为经书不过是历史上的普通史书。所谓经世致用，就是希望史学能走出这样的迷津，做点实际研究。在整个社会还崇古仰古，津津乐道于隔世的朴学考据，章学诚的批评尽管在当时反响不大，但尽了作为史学批评家的重要历史责任，达到了史学批评的高境界。后来人们对他史学批评成就评价最高的也是这点，称其有史识、有胆量，留下史家敢于社会作为的典型案例。
    其二，关于史学家的修养问题。在历史研究的范畴中，历史学家是主体，研究对象是客体。客体研究如何，主体十分关键。所以史学理论家、史学批评家，对此都有重要探讨，尤其对史家主体修养问题。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提供了完整思考。他的这一思考，有其重要特点：他不是在书斋中苦思出来的，而是根据当时的社会实践总结出来。有感于社会式微、学者迂腐和史学庸碌，才提出史学家加强道德修养的问题；也许是感触特别深，所以他在提这些问题的时候，把有关的问题都想到了，包括史学家的公德心、史学家思想和理念，史学家通识眼光等。他把“别识心裁”看做是史家修史的一个必备的素养，把史学家能否有自己的学术创建，能否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理论体系，放到史学家修养的核心地位。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理论中，章学诚关于史学家修养的理论是最全面的，超过了唐朝刘知幾的阐述体系。刘知幾提出了才、学、识，章学诚加了一个“德”。这是更深刻的话题，涉及史学研究主体的核心素质，是对中国史学批评的重要创建。章学诚的“史德”论对近代史家有重要影响，梁启超在论史家素养时就把“史德”放在首位（56），柳诒徵在《国史要义》中专列“史德”一篇阐发史家修养的重要性，均从章学诚“史德”论中汲取了养料。
    其三，关于史学编撰的具体理论问题。史学发展是需要动力的，它的外在动力是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促使史家对其反思和总结，史学研究随着人类的足迹而前行。而它内在动力就是史学批评。史学批评家往往根据以往史学发展的经验，对史学研究的规范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方案，包括如何处理史料，如何编撰史书，如何处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等。这些方面，章学诚做了相当全面的总结。如他倡导通史的编写，强调治史贵通，通古今之变可以发现问题。与“通”的观念相关联，他主张用发展变化眼光考察史书体裁体例演变过程，提出“因事命篇”、“例不拘常”的评论方法和原则。他从史学的性质和作用出发，把历代史籍分为“撰述”和“记注”两大类，认为记载过去一定要尽量完备无遗，研究撰述则是为来者指明方向而应有思想。他认为过分强调体例的严整划一，史书会失去变通创新精神，失去生气和活力。所以史学编撰的具体理论和方法问题，他都考虑到了，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史学编撰理论，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章学诚所总结和提出的这些史学编纂理论，实际上也是今天专家们经常碰到，往往又常在这里犯错的问题，所以还是要常温常新，先辈的很多教诲是有道理的，是一个可以不断汲取学术营养的智慧之源。
    其四，关于史学批评的传统和创新问题。任何一个学术成果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形成也这样。章学诚的这套史学批评理论，充分吸收了前人的学术成果。中国史学批评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以秉笔直书标准评论“古之良史”，用“疏通知远”的“通变”眼光整理六经。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篇，对史学研究的目的、纪传体编纂方法的优劣、史家应具备的素质皆有分析和讨论。唐代刘知幾的《史通》，对历代史书的源流、体例、内容、编撰方法以及史官建制沿革、史书得失等进行全面评析，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郑樵强调会通之义、“别识心裁”，阐发史著的撰述宗旨。所以章学诚不是孤峰突起，他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新的学术理论体系。中国古代灿烂辉煌的史学批评成就了章学诚。孔子、刘勰、刘知幾、郑樵等一系列著名先贤，为章学诚的成就积累了优秀的先期成果，他是在前人的肩膀上站起来的。章学诚的史学批评代表了近两千年来中国人关于史学批评思考的成就。需要指出的是，章学诚所总结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成果，具有中国人独有的思维习惯、话语体系和语言表述方式。他所提出的“史”与“文”、“气”与“情”、“撰述”与“记注”、“圆神”与“方智”、“史法”与“史义”（“史意”）等史学批评范畴，都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语言表述方式，是西方学者或其他非东方国家和民族的学者不可能有的一种语言表示方式，其内涵十分丰富，很特别，所以也可以认为是世界史学批评遗产中很有东方特色的一个学术体系。我们今天往往比较关注西方的史学批评理论成果及其相关的史学批评话语，忽视我们老祖宗创造的这些很特殊的语言体系，这是一个应该得到反思的问题。中国史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发展，应该深植于本民族传统成就的根源之中。
    其五，世界史学批评理论体系中的章学诚。章学诚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章学诚的出现使我们有机会把中国的史学批评理论和西方的史学批评理论做联系的思考和比较的研究，也使西方学者有机会把它作为桥梁来了解中国的史学批评传统。日本的内藤湖南是研究章学诚最早的外国学者，他撰写了《章实斋先生年谱》（1920年），发现了从刘知幾、杜佑、郑樵、司马光到章学诚的史学理论研究的连续性。不过他更强调《文史通义》的创造性，认为该书“独辟境地”，希图建立一种新的史观，是“历来这类著作中最精彩的一部”，研究者“绝不可轻易放过”。（57） 法国学者戴密微（Paul Demieville）也是国际上比较早研究章学诚的学者。1961年，他在《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上发表文章，称章学诚是中国第一流史学天才，可以与阿拉伯或欧洲最伟大的史家并驾齐驱。（58） 1966年，美国学者倪德卫（David S.Nivison）出版了《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一书，对其生平和学术作了全面论述，他视章学诚为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表现出了罕见的、几乎是现代的思辩特征”。（59） 70年代后期，华裔学者余英时也对章学诚有重要研究，撰有专著《论戴震与章学诚》和多篇论文，从“内在理路”的视角分析章学诚学术的价值和地位。他把章学诚视为中国古代唯一位历史哲学家，称“对史学本身及其有关各方面作有系统的哲学性的思考，则两千余年来，我们只能举出章学诚一人，而《文史通义》一书也是惟一的历史哲学的专著。”（60） 90年代，日本山口久和教授撰写了《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评为中心》，从知识论的视角深化了对章学诚的研究。（61） 这些学者从各个层面和视角展开探讨，深入了对章学诚的认识，也显示了国际学术界对这位东方学者及其史学理论的不凡关注，说明章学诚不只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对很多史学批评理论的总结，是对中国两千年史学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世界人类史学批评的共有遗产。美国著名汉学家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在总结他的中国学研究目的时曾说：“我的特殊的中国学研究给我这样的西方学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机会，即从一个比较的视角，探索文化历史的经验，而这是研究一种非西方的文明。在同意人文主义者坚持的要将以往人类的经验运用于今天社会的同时，我自然要反对那种文化沙文主义，因为这将使我们的研究变得很狭窄，脑子里考虑的只是西方遗产。没有比全人类的比较研究做得更少的事了，而现在这些正在得到改善。”（62） 他的学生柯文（Paul Cohen）和戈德曼（Male Godeman）解释说：“在史华慈看来，中国问题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人类可选择的探讨自身问题的智库和博大实验室--研究中国或其他社会和文化的原因，莫过于有助于我们深化和丰富对人类发展经验的认识。”（63） 我们想，世界上很多学者对章学诚的研究，也许应该可以这样理解，是为了更全面了解人类史学批评理论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