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舜的孝行，皇帝尧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他。舜的妻子们对他的父母都很恭敬，舜本人也尽心尽力地服务于尧。于是，
    尧乃赐舜絺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瞽叟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怿，曰：“我思舜正郁陶！”舜曰：“然，尔其庶矣！”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⑧
    在这段记叙里，没有交代的内容可能与已经交代的内容同样意味深长，例如象在舜的居室里与舜的妻子究竟呆了多长时间。清代学者梁玉绳对这种隐含的不合礼仪的描述感到非常困扰并且质疑说：“象居宫，鼓琴，二女何以自安？且是时舜在何处而反往见象耶？”⑨ 而在《孟子·万章》里则记载了由孟子本人讲述的另一种不同版本的故事：当舜的弟弟象进入舜的房间时，舜正坐在房内弹琴。⑩ 无论事实真相如何，故事里卧室场景的安排与坎道列斯的故事的发生地点又一次不谋而合。通过展示一部分舜的私人生活，司马迁所塑造的舜的形象显得更加丰满，相比于以往传统刻板的人物刻画--仅仅只是描写舜模范般地服务于尧及其人民，这种方法显然更进了一步。在把舜描写成为农民、渔夫，以及自己妻子的榜样的同时，司马迁将若干轶事穿插其中，产生的整体效果是把舜塑造成了一个真正的圣人，既展示了他作为公众人物行事无不尽善尽美的一面，也展示了他在私人生活中恪尽孝道的一面，但是这样舜的形象因此也就不够逼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司马迁所创造的弟弟象的形象也许更为逼真。他先让读者偷听到象以为舜被杀死以后的狂喜之言“本谋者象”。接着，读者又听到象对舜说“我思舜正郁陶”来表明自己的沮丧以及对舜的想念，从而试图使舜相信自己。在这个场景中，司马迁进一步地贴近象，让读者去体会象的内心那种局促不安的情绪状态“鄂不怿”（这里再次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吻合：巨吉斯比他的主人坎道列斯的形象更为完善）。
    如果说司马迁将孝行等同于统治者对其所统治的人民的尊重和关怀，对舜模范般的个人行为的描写暗示了舜潜在的统治能力，那么他同时还提供了一个关于宽恕的次要情节：尽管舜的父亲和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屡次把他们邪恶的想法付诸行动，舜仍然对他们非常慷慨大方。
    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谨，如子道。封弟象为诸侯。（11）
    从这句话看来，《史记》与《历史》里故事情节的对应在这里貌似告一段落--舜采取了完全宽容的态度，而坎道列斯的妻子只追求最残忍的报复。然而，在其他文献关于舜的记载中也可以找到与希罗多德所记载的复仇情节相类似的内容。《孟子·万章》中万章向孟子询问了一系列关于舜的问题。万章对“象日以杀舜为事”（12） 而舜并没有流放象感到疑惑。尽管孟子以“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13） 作为解释，但万章似乎对接受这一说法显得非常迟疑。虽然认为舜应该严惩象这一想法与司马迁把舜刻画成一个行为温和的圣人的主题相悖，但是却呼应了《太平御览》引用的《尚书》逸篇中的说法“尧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14）（对比《五帝本纪》里的记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史记》卷一，第30页）。所以，“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并不高尚的行为，即舜不过是想要在他父亲面前炫耀他新获得的权力。
    不管读者怎样理解原文，这两个关于舜的父亲和异母弟弟如何谋害他的故事给后来的读者所造成的影响，似乎比舜服务民众的圣人事迹更为持久。然而，梁玉绳却认为这两个故事是由战国时期的说客捏造出来的。他评论说：“焚廪，掩井之事，有无未可知，疑战国人妄造也。”（15） 在许多《史记》的“节选本”里，比如吕祖谦的《史记详解》（16），这些故事都被删除掉了。梁玉绳的论点使读者对司马迁所使用的数据的来源产生了疑问。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一样，希罗多德和司马迁两人都依赖于广泛游历搜集得来的口头资料。（17） 希罗多德作品的整体结构所采用的蓝本，常常被认为是荷马史诗，即口头诗歌。他将“据雅典人”“据古科林斯人”或者“据埃及祭司”等所说的内容作为对事件或者主题的描述，这种做法一直以来被认为不够严谨而遭到批评。从字面意义看，这样的表达也许暗示希罗多德曾经和“雅典人”或者很可能是雅典的上层人士交谈过，他们之间的对话随之成为希罗多德的直接材料来源……更为可信的理解是，希罗多德通常表示的不过是“这是雅典人的传说”，或者“这是雅典人对事情最普遍的说法”，或者“这个说法来自雅典人”，因此他指向的是社会记忆，即集体意识，他的读者也应该很清楚这一点。
    虽然司马迁编纂《史记》的过程看起来要比希罗多德复杂得多，但是他同样也是在把各种各样不同传说的片段拼接起来，这些片段既有来自书面的（有时记载于独立的单篇文章中，有时记载于一整部文献里），也有来自口头的（某些是司马迁通过旅行在当地发现的，某些则具有更为广泛的基础），正如他在《五帝本纪》的“太史公曰”所说：
    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闲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18）
    这段文字值得仔细阅读。第一处难以理解的表达是“风教”，这个词在《史记》里只出现了一次，它常常被解释为风俗教化。但是，在这里把“风教”理解为风俗教化似乎不太恰当。无论“风教”指什么，司马迁注明“风教”中最可信的是接近经典的那部分。《五帝本纪》涉及的经典大概是指《尚书》，因为一些关于舜的公众行为的记载似乎节选自《尚书》。司马迁接着称“书缺有闲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这里的“说”究竟指代什么？这些“说”是否就是梁玉绳所怀疑的由战国时期某人或者某些人“妄造”出来的内容？“说”无疑意味着一种可能性--它的所指也许就是口头表述，即司马迁在旅行中所听到的表述。不可否认的是，把“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理解为“我把它们集中起来并排序，选择那些特别文雅的口头表述”只是一种尝试。考虑到《五帝本纪》里重复地告诉读者舜的父亲渴望杀死他这种拙劣的写法，如何理解这句评论还需要深思熟虑。这种重复的安排虽然貌似是将若干书面材料拼凑起来的结果，但是同样也可能说明这些数据本身就是对各种传说的口头表述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