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4－8日在丹麦哥本哈根和瑞典马尔默召开了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First World Congres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大会由“国际环境史组织联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Organizations，ICEHO）及丹麦罗斯基尔德大学、瑞典马尔默大学共同举办，主题为“地方生计与全球挑战：对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理解”（Local Livelihoods and Global Challenges:Understanding Human Interac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560余名学者与会。大会安排了3场主报告、126场专题报告，还有两场面向全体与会人员的墙报论文陈述。此外，有两场分别关于环境史出版的未来以及北欧国家对环境史之贡献的圆桌会议。正式会议开始之前，大会还组织了在罗斯基尔德大学举办的环境史博士生工作坊。该工作坊旨在为环境史领域的青年学者介绍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促进跨学科交流和研究方法的应用。工作坊请到的6位学者既有历史学家，又有哲学家，还有环境科学家。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20多名学生则分属于自然科学、社会和人文学科各领域。我们有幸参加了这届大会及工作坊事务，从而较全面地接触和认识了学术盛会。本文试图围绕环境史研究及其理论与方法，对这届大会的内容做一些记述，并据此对环境史的未来发展做些展望，以飨国内学界。
    一、环境史研究对象的扩展
    环境史研究显然离不开“环境”，更确切的说是离不开“人的环境”。进入本次大会的400多篇论文讲述的大都是历史上某一些人与其环境在某一个方面之联系的故事。“环境”的内涵可以很简单，许多人将之概括为“以人类社会为主体的外部世界的总和”。但其外延却很宽广，大到决定人类最终命运的宇宙，小到足以致命的细菌，都可以成为“环境”的一部分。1988年，当唐纳德·沃斯特提出环境史研究的三层次理论时①，他所说的第一个层次就是指各种各样、范围不同的物质环境的历史。环境史还要追寻人和这些物质环境是如何连接和互动的。按照沃斯特的概括，这个层次的环境史可以看作是“经济活动和社会组织对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包含许许多多的具体方式和内容。这样来看，环境史研究的主题可以是千变万化的，其可能性也是无限的。但是，因为环境史研究的历程只有将近40年的时间，其研究者也是有限的，所以环境史研究中所讨论的“环境”及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其实还是有一定界限的。不过，这个界限正随时间的推移以及环境史研究队伍的扩大而不断地扩展。此次世界环境史大会所呈现的学术成果正是这一扩展过程的阶段性体现。
    根据我们在大会上的观察，目前环境史研究对象的扩展是多方向的。这里仅举“从陆地到海洋”和“从生产到生活”这两个例子，来说明环境史研究对象扩展的过程。
    （一）从陆地到海洋的扩展
    在物质环境史这个层面上，海洋环境史研究绝对是这次环境史大会刻意突出的亮点。其实在大会开始前的博士研究生工作坊中，这一主题就有了很好的“预热”。出席工作坊的大会丹麦组织委员会主席波·保尔森（Bo Paulsen）教授本身就是一位海洋环境史专家。他在工作坊里对海洋环境史的研究概况进行了介绍。工作坊的学员主要从保尔森散发的一篇题为《海洋环境史中的机遇》（“Opportunities in Marine Environmental History”）的论文中②，领略到海洋如何成为环境史研究的新“边疆”。该文作者W.杰弗里·博尔斯特（W.Jeffery Bolster）在文中详细讨论了海洋为何曾不为人们视为“环境”的一环，今天研究它又如何有着重大的意义。
    海洋为何长期受到学者们的忽视？只有首先将这一问题搞清楚，这个领域的研究才能真正打开其大门。按照博尔斯特的观点，阻碍海洋环境史研究的最大障碍就是长期存在的一种观念，即海洋的“非历史化”。由于海洋物质环境的特殊性和人对其感知的有限性，人们一直对海洋有一些错觉。错觉之一是，海洋似乎是没有时间（timeless）的，它展现给人们的好像是永恒不变的状态，而永恒不变的东西就没有历史。错觉之二是，海洋拥有无限的生产力和生命力，因此一定时期的破坏很快就能被海洋自身修复，如此循环往复的过程似乎也是没有历史研究价值的。但是，正如博尔斯特所指出和当代人所看到的，过去的海洋与今天的海洋难以同日而语，海洋与陆地一样也充满了变化，有其历史性。清楚了这一点，环境史学家更应该也可以把海洋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来对待。
    那么，研究海洋环境史又会有怎样的意义？博尔斯特是这样回答的：首先，海洋环境史是可以服务于社会和现实需要的。其次，海洋环境史的研究非有历史学家参与不可。对此，他解释道，尽管海洋学家和生态学家对于塑造海洋史具有关键的作用，但“只有历史学家拥有解读古老档案的背景知识，而只有这些档案可以让世人有机会获知关于科学时代以前的海洋生命之丰度和分布的信息”③。再次，海洋环境史知识有其固有之价值，这种价值并不一定是量化的，或归入科学范畴的。它会用精彩的故事，包括对轶闻、传说的引入和分析，给世人以关于生命海洋的启示④。
    虽然只有少数人能认真阅读博尔斯特为海洋环境史研究奠基的这篇论文，并且，也只有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才会参加会前的博士研究生工作坊，但是所有参加大会的人都有机会聆听另一位资深海洋环境史专家、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名誉主席玻尔·霍尔姆（Poul Holm）教授的主题演讲。该演讲题为“海洋变化：研究海洋之过去的紧迫性”，是大会仅有的三个面向全体参会者的主题演讲之一，足见组织者对于海洋环境史的重视。除了和博尔斯特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外，霍尔姆还从对当代海洋危机寻根溯源的角度强调了海洋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他对听众说，海洋环境所面临的问题不仅在于目前正在发生的一系列资源和生态问题，更在于对海洋的研究时间很短，程度也不够。迄今为止，科学家所及的海域仅占整个海洋的10％，而有组织的海洋生物保护活动从20世纪50年后才开始。但是，海洋环境问题的产生却大大早于科学研究和系统保护的开始。不知道近几十年问题从何而来，海洋的过去是怎样的，不仅无法解释当前海洋危机的原因，也不能找到合适的基准开展恢复海洋生命活力的保护活动。可以说，博尔斯特和霍尔姆的论述都充分说明，对“环境”更深入的认识是扩展环境史研究领域的动力。
    正是在博尔斯特、保尔森和霍尔姆这些学者的倡导下，海洋环境史研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并在此次大会上占据了一定的位置。有十多篇相关论文被安排在大会七个分组中进行报告和讨论。其中有两个分组是直接以海洋环境史为主题的，即“海岸和海港环境”与“海洋污染与海洋保护”，分别汇聚了三篇相关论文⑤。其余的则分属其他不同的专题，如渔业、跨国研究、动物和极地环境⑥。从这些论文作者的研究背景可知，目前从事海洋环境史研究的都是来自“海洋国家”，即有相对比较长的海岸线或海洋经济比重较大的国家或地区。这也印证了来自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辛莫·拉柯南（Simo Laakkonen）博士在分组报告中所说的，海洋环境史研究受制于研究者对研究客体的直观感受程度。因此，未来要看到更丰富的海洋环境史研究成果，还需要各国学者们能够更多地感受海洋，了解海洋环境。不过，可以想见的是，占地球表面“十分之七”、在今天的国际争端中日益凸显的海洋，在未来的环境史研究谱系中，必将从“没有一席之地”⑦ 的尴尬境况，向拥有重要席位的远大前景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