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环境史未来发展的展望
    此次世界环境史大会既让我们部分领略了世界范围内环境史研究从内容到理论与方法的面貌，也让我们中国环境史学者有机会对今后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做一些展望。
    （一）环境史研究在时空范围上的进一步扩展
    虽然如大会呈现出来的，当今环境史研究涉及的范围已非常广阔，但如果以人们对环境以及环境与人关联的认识为线索，在认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还可预知一些尚未被充分研究但需要研究的领域。这里从空间和时间维度上各举一例，以说明我们可以积极地加以拓展的领域和视野。
    如前所述，生产和生活是社会活动的两个基本方面，这些活动或发生在户外的环境中或发生在户内的环境中。对于前者，环境史已经有了不少的研究，如矿场的工作环境、城市的公共空间等。但对于后者则似乎还只是凤毛麟角。没有人能否定房屋是人类最基本、但在空间上也是最小的环境之一。现代人，特别是城市中的人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某一建筑当中，建筑既是人工造物，又形成一定的环境，对人影响很大。试想一下，从古到今建筑物的设计、用材、设备、装潢、涂料等都可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直接改变室内的空气、光、声、电磁、温度、湿度等基本环境要素。然而，这样一种与人生活休戚相关的环境及其变化，迄今为止还没有多少人进行研究。美国学者盖尔·库珀（Gail Cooper）和罗伯特·S.汤普森（Robert S.Thompson）只是极少数的例外。他们都曾就20世纪美国城市家庭空调的发展和普及发表过著作和论文（16），立意直指人们对室内环境的感知和改变过程。如同本文在介绍海洋环境史发展时所说的，要弄清楚为何被忽视，才能真正开启新研究的大门。对于室内环境史研究来说，我们要研究它，可能首先需要改变“环境就是荒野、花草、山川、河流，或非人工的事物”的观念。
    从时间维度上看，正如休斯所言，环境史在时间维度上也是很广的，环境史领域应“考察人类历史中的每一个时间段，包括史前、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17）。休斯还特别提到，这一点对于保存了过去数千年以上的历史资料的我国，尤其适用。休斯所言不差。不过，就中国的环境史研究而言，与休斯所要强调的加强人类社会早期环境史研究的本意相反，我国学界对中国古代环境史的研究已结出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中国近现代环境史的研究却非常薄弱，这甚至是一个尚待开拓和建设的新领域。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学术发展以及现实环境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来说，加强中国近现代环境史研究，就显得十分的必要和迫切。
    （二）环境史研究过程中的“三结合”
    受到大会主题设置和许多论文报告的启发，我们认为在今后的环境史研究中尤其要注意三方面的结合。
    一是地方与全球的结合。此次世界环境史大会的主题是“地方生计与全球挑战”，这一主题很好地体现了或抓住了环境史的基点。在我们看来，环境史的基点或原点，也即环境史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基于人的生存（活着）、发展（活得更好）而结成的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时代变迁。大会的主题词之一“生计”（livelihood）恰恰是人及其社会最基本的永恒的考量。很显然，生计在空间或范围上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到今天，任何一个地方的生计已不仅仅是地方的事情，都要从全球层面加以考量。而影响地方生计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更是带有普遍的联系和全球性，仅靠当地人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够解决的，它需要全球范围内--最起码是更大范围内的--应对。所以，以生计为基点的环境史研究，即使是研究本土的问题或局部的问题，认真考虑或深入分析时都不能不具备全球眼光。这又如休斯所说的，“书写单座花园的环境史都需要辨别它在这颗星球上的位置”（18）。即使我们未必能像休斯那样做出全球环境史研究的成就，但我们也需要以开阔的全球性视野，来研究哪怕是很局部的问题，从而以小见大。
    二是实证与理论的结合。通览入围大会的论文，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肯定是既有比较深入的实证研究，又有很好的理论阐发或支撑的论文，例如杰森·莫尔用世界体系理论阐述森林破坏的文章。也许，能像莫尔那样把理论和实证处理得如此娴熟的学者为数不会太多，但努力学习理论并将之应用于实证研究，无疑是很必要的。对此，马丁·梅洛西也曾经在和笔者的交流中说过，历史学家要批判地看待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的理论模型，但他自己一直在主动地学习这些理论，并将他认为合理的那些揉进自己的历史叙事和分析之中。莫尔和梅洛西都应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三是分析与叙事的结合。在优秀的历史作品中，历史分析和历史叙事原本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海登·怀特甚至用康德式的语言写到“历史叙事无分析则空，历史分析无叙事则盲”（19）。进而言之，既然鲜明的问题意识是所有历史叙事话语赖以形成和展开的基础，这样，就无所谓叙事史学和问题史学之根本区分。谨记这一点，对于从事以环境问题为导向、跨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环境史研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本届环境史大会在这方面也有明显的体现。“narrative”一词不仅频频出现在很多论文之中，而且它还与“analyses”一起，得到了专门的分析和陈述，以至有人强调，“我们不应忘了，这些分析和叙述是我们作为撰述者和想象者（writer and imaginer）的一个基本功能”（20）。这更使我们进一步明确，环境史不仅继承了史学“讲故事”（story- telling）之特性，而且大大拓展了史学所能讲述之“故事”的内容，因而成为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新的叙事。
    （三）环境史研究成果的社会转化的加强
    对于历史研究是否要影响或干预现实的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在环境史领域，这种现实关怀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因为环境问题是当代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在会前博士研究生工作坊上，韦雷纳·维尼沃特教授就谈过她对此问题的一些看法。在她看来，“以史为鉴”对现实社会以及未来社会的发展都是重要的，也并不需要太多的论证。问题在于历史能够为人们提供什么样的借鉴，这和历史研究的质量息息相关。环境史研究也是如此，而且环境史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环境史学家们希望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可以为当下和未来的环境政策提供借鉴的。通过引用威廉·克罗农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说的一些话，她向学员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在题为《环境史之功用》（The Us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的演讲中，克罗农强调环境史研究的结果不应该是让人丧失希望，而是要让人鼓起勇气，敢于担当，远离悲观主义。环境史应该参与到环境政治之中，贡献于环境政策；不仅仅帮助人们了解过去，也要帮助人们改变未来（21）。威尼沃特完全赞同这些观点，但她也指出，当然，环境史学者也不希望“过去”被工具化，无论是政客还是环保活动家都不能片面地使用环境史的成果达到他们的目的。
    关于环境史现实意义的积极表述，我们在参加大会的许多学者那里都可以听到。大会安排的三位主题演讲者之一，199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德国科学家保尔·克鲁岑（Paul Crutzen）教授演讲的主题是“人类世：人作为全球环境变化周期中的一种作用力”。在用科学数据描述人类在一万多年以来使地球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后，他殷切希望环境史的研究能够有助于人类走出自己设置的危机。同样，另一位主题演讲者玻尔·霍尔姆也把海洋环境史研究的目标定位在能够影响现今和未来的海洋管理之上。
    那么，如何使环境史更好地转化为社会资源？除了我们之前介绍过的要尝试学术成果的多种呈现方式外，维尼沃特教授在会前博士研究生工作坊上的另一番忠告也是很有启发的。她建议环境史学者要多做对比，但避免线性思维；多使用地图和图片，但不要撒谎；尝试探讨现实问题的历史根源，研究选题完全可以具有现实问题的关联；通过讲精彩的故事鼓舞人们；不要忘记“人”；想要传递的信息一定要明确。
    此外，我们还认为，环境史研究成果社会转化的另一关键因素是人才培养。有了更多的人学习和研究环境史，环境史的知识就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和传播。从此次环境史大会展现出来的积极面貌来看，这个领域是一个非常适合青年史学工作者研究的理想的实验室。他们有机会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上尝试不同的研究课题、研究理论，与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交流合作，还可以有很多像此次大会这样的机会展现他们的成果。在应对“地方生计和全球挑战”的双重要求下，环境史人才将成为用全球和国际眼光精细研究具体问题的新型史学工作者。
    以“地方生计和全球挑战”为主题的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向我们传递了全球范围内环境史研究的最新动向。一方面，这个领域正在经历类似“从陆地到海洋”、“从生产到生活”的研究界限的多方向扩展；另一方面，它还在不断地自我更新研究理论和传播手段。这无疑集中体现了国际学界为应对地方和全球问题的学术智慧。因此，称之为一次“应对‘地方生计和全球挑战’的学术盛会”，恐怕毫不为过。我们认为，以对这次大会的回顾和总结为契机，环境史研究可以在尝试新课题、完善研究方法以及帮助解决现实问题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