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旧材料的新使用
    环境史研究继承了“新史学”所倡导的扩大材料使用的良好传统，也强化了重新运用旧史料的重要性。对于前者，环境史学者的任务是发掘更多的文献资料以及其他研究领域提供的信息和线索。对于后者，环境史学者需要在许多熟知的历史文献中找到和环境问题研究有关的内容，书写更为丰富的历史。
    此次环境史大会有许多鲜活的例子可以说明环境史学者在材料运用方面的努力，可以航海日志这一“亦旧亦新”的史料为例。来自英国桑德兰大学的丹尼斯·威尔勒（Dennis Wheeler）教授是气候史研究的专家。他的论文使用了航海日志作为重要的研究材料。
    航海日志（logbooks）亦称航行日志，是记载船舶在航行和停泊过程中主要情况的文件。它由值班驾驶员按时登记。记载事项包括航向、航速、航位、气象、潮流、海面和航道情况、燃料消耗、旅客上下、货物装卸以及船舶在航行和停泊时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等。航海日志是船舶日常工作的记录，检查船员值班责任的依据，也是处理海事时所必须引用、且能在法律上起作用的原始资料（15）。
    以往，航海日志是航海史最为倚重的史料。如今，在威尔勒看来，它是蕴含气候史，乃至海洋环境史原始信息的丰富宝藏。正如百度百科全书，以及威尔勒在会前博士研究生工作坊中所介绍的那样，航海日志包含大量气象、潮流、海面的信息，而且日志随海洋船舶的全球旅行，记录的是整个地球几乎所有地区的气候和海洋环境信息。目前，欧美各国的档案馆、图书馆保存着17世纪以来大量的航海日志，欧洲国家也启动了一个“1750－1850年的世界海洋气候数据库”项目，其首要的资料来源就是航海日志。
    威尔勒还在工作坊中向学员详细介绍了这种史料的使用方法。他用实例展现了这种史料的面貌、组织结构以及如何从中解读出气候信息。虽然在座的许多学员以及正在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很多学者将来都不大可能接触到这样的史料，但“旧史料新运用”的意识应该时常伴随着环境史研究。自然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遗迹、遗物和遗文都是值得我们留意的，新的史料运用可能可以写出新的历史。
    （三）成果的多样呈现
    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的同时也在创造历史。他们研究和创造历史的活动及其成果如何呈现？现在远远不是昔日金石文化手段可比拟的。现代技术的发展，可以使环境史的研究成果，像其研究的环境本身一样，在空间上立体地、在要素上全面地（包括色香味，可反映诸如鸟语花香、烟雾弥漫、污水横流等不同面貌的世界）、在接受方式上可视化地呈现出来。
    此次世界环境史大会本身就为环境史研究成果提供了多种的呈现方式。除常规的论文报告和讨论外，墙报是另一种呈现方式。虽然这种方式本是作为论文报告的一种补充，并主要是给青年学者提供展现学术成果的机会，但大会创新的安排使这种方式的传播效果并不亚于分组报告。墙报展示的地点就在大会的茶歇处，因此所有人都有机会看到墙报。墙报的内容大多以图表为主，以文字为辅，这样可以比较容易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墙报的作者会在茶歇时，站在自己的墙报前，向有兴趣了解其内容的其他参会者做更详细的介绍。这显然没什么新鲜，但大会还特意为所有墙报作者安排了一个面向所有参会者的陈述环节。在这个环节里，每一位墙报作者都有五分钟的时间宣读他们的研究结果，但不回答任何问题。许多与会者都十分称赞这一安排，有的参加分组报告的学者甚至十分羡慕这些墙报的作者--他们有机会面对所有的人，推介他们的研究。对于墙报作者--大多数是年轻学者和研究生，则更是受益匪浅：面对众人宣读自己的研究成果本身就是建立自信的过程；除了锻炼了概括能力、表达能力，他们的陈述也是在为他们的“墙报”做广告，争取吸引听众的注意，为进一步在墙报前的深入交流作努力。
    墙报这种方式其实不仅可以放在学术活动中，也可以放在大众传播之中。它说明，除了书籍和论文外，环境史还可以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大会三位主题演讲者之一，丹麦著名科普传播学者和实践者安贾·菲利普（Anja Philip）女士为环境史学者们分享了如何将学术知识转化成大众接受的信息的方法。她演讲的主题是“科普：如何把握其受众”，既从理论上介绍了大众传播需要注意的地方，也用实例，比如影视作品说明了在多媒体时代环境史知识传播可以借用的有效手段。
    此外，奥地利学者韦雷纳·维尼沃特也在会前博士研究生工作坊中专门就如何向大众传播环境史的问题做过一番议论。她首先对“大众”这一概念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作为传播的对象来说，“大众”其实并不存在。在她看来，任何一项学术研究的结果都不可能及至整个社会中的全体成员，而大众其实包含了分属各种不同文化背景和阶层的人们。因此，一定的知识普及必然要和一定的人群联系起来，而研究者和传播者需要主动地去思考具体的受众可能是谁，或者他们希望是谁，然后才能在传播方式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从而使传播的效果更好。她进而指出，在一个大众媒体（mass media）极其发达的时代，两种传播方式都是值得考虑的：一种是通过大众媒体对具有全球和国家意义的学术成果进行传播，另一种是将有关地方的研究直接呈现给该地方的“大众”，比如一个村子的所有村民。
    我们也在参与大会的过程中录制了大会的部分实况以及我们小组发言和讨论实况。这不仅仅是为记录而记录，这实录本身即是环境史成果的一种呈现。现在的音频、视频等手段，应该充分地用到环境史成果的呈现上，环境史领域中的很多年轻学者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不管将来有多少环境史学者能真正成为一个传播者，毋庸置疑的是，要使环境史能够更多地发挥现实作用，需要有人思考它的呈现方式，使之能够更快地被更多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