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应该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革命暴力的问题在大革命史学中都一直处于沉寂状态，这当然与“左派”法国革命史学长期居统治地位有关。人们至多只会就丹东的恐怖政策好还是罗伯斯比尔的恐怖政策好这样的问题有一些争论，而很少会在一般的意义上质疑革命暴力的正当性。但往后的事情就有了很大的变化。变化的缘起，首先应该是20世纪中期发生的那些众所周知的极权主义现象，然后是这些现象在汉娜·阿伦特和雷蒙·阿隆等政治哲学家那里引起的一些深切思考，最后是在这些思考的启迪下产生的弗朗索瓦·孚雷的“修正派”法国革命史学。正是孚雷从1978年起推出的以《思考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一系列论著，从理论上完成了法国大革命和20世纪极权主义现象之间的历史勾连，由此掀起了一股强有力的来自启蒙话语内部的新“反革命”思潮。而随着孚雷学术影响的不断扩大，革命暴力的正当性，乃至整个法国大革命的正当性，也就变得越来越说不清楚了。
    这样问题就变得很严重：我们都知道法国大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它即使是一个神话，那也是一个美丽的、标志着人类人权和民主意识觉醒的神话，一个开启了现代世界政治民主化潮流的先河的神话。而对于法兰西民族来说，这件事也许还另有一层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它是这个民族的一部惊心动魄的史诗，是这个民族的绝大多数成员两百多年来一直引为自豪的历史奇功。难道这一切，现在都成了一种虚幻？这个貌似伟大的历史事件，原本只是现代极权主义的一块最初的模板，一桩毫无道义正当性的“原始丑行”（scandale originel）？
    马丹当然不能同意对法国大革命的这种贬损。他写这部“法国革命暴力史”的根本用意，实际上也正是要对这种贬损作出某种驳斥。不过，马丹也清楚地认识到，要应对当前法国革命传统史学所面临的这场“危机”，他的老前辈索布尔当年使用的那一套路数已不合时宜。他感到迫切需要更新一些传统的旧观念，而其中最首要的工作，就是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大革命的实际进程同启蒙话语“脱钩”，实现大革命及其史学的“非意识形态化”--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要对1789-1799年的大革命进程做一种去神圣化的解读”，也就是要除去大革命所一贯带有的那种启蒙意识形态的神圣光环。
    应该指出，马丹这里所说的“去神圣化”（désacraliser），只涉及过去的老“左派”（主要指从米涅直到索布尔和伏维尔等人所代表的法国革命传统史学）和今天的新右派（即以孚雷为始作俑者的“修正派”）的法国革命史观。而与传统的右派观点无关，因为后者虽然也说法国大革命是启蒙思想的贯彻，但由于其反启蒙亦即反自由民主的政治立场，他们显然不可能将这种事物尊为“神圣”。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修正派”对大革命往往持尖锐的批判态度，但他们却决不是那种传统的封建性的反革命派，因为他们并不反对自由、平等、民主这样一些启蒙主义的核心信条。如孚雷承认，法国人在18世纪末开创的是一种世俗化的、“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民主政治”，“1789年的秘密，它所传达的信息以及它的辉煌，就在于这个尚无先例的发明。它必将得到广泛的传承”。然而他紧接着就对法国革命所张扬的“民主政治”提出了一套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批评，说这种“民主政治”注重的并不是通过公民选举来组织公共权力的运作这种程序性的东西，而是一种被称作“雅各宾主义”的新信仰体系--“根据这个体系，要建立起作为集体行动终极目标的自由与平等，‘人民’就必须粉碎敌人的反抗。政治一旦成了实现价值的最高手段，成了善恶意志必不可少的试金石，它就只有一个在价值上透明的公共角色和一些怀有不可告人意图的潜藏的敌人了”②。看来，孚雷对大革命有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爱之吹响了现代政治民主化的战斗号角，恨之没有切实贯彻自由民主的启蒙理念，而是走了一条雅各宾主义的专制邪路，结果沦为当代极权主义思潮的源头。也就是说，“修正派”虽然仍愿意在抽象的层面上将大革命“封圣”，但在具体的层面上却完全否定了它的历史价值。
    不言而喻，对于有关大革命的历史记忆来说，这种“新反革命”思潮比任何一种“老反革命”思潮都要危险得多。被戴上“极权主义”帽子的法国大革命，很快就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整个地成了野蛮暴力、恐怖统治的同义词③。而在马丹看来，这主要就是对大革命的“圣化”或“意识形态化”惹的祸：假如革命暴力事实上并非以贯彻某种形而上学理念为宗旨，假如革命者事实上并非所谓启蒙话语的自觉实践者，假如罗伯斯比尔事实上并非卢梭的信徒，何来这许多“法国革命极权论”的指责？
    而且马丹坚信，所有这些“假如”恰恰就是历史的真实，而以启蒙主义来“圣化”大革命的传统定见才真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神话，根本经不起客观历史事实的检验。至于人们之所以会犯这种“圣化”的过错，则主要是受到充斥于大革命时代的各种启蒙主义的政治话语迷惑的结果。人们过于轻信革命者们的言论了，而且仅仅只根据这些言论字面上的意思来分析他们的思想，并把他们宣扬的各种政治原则当作了一成不变的教条或信条，而常常无视客观上一直在强烈地制约着它们的种种情势因素，以及革命者时常并不受羁于这些原则的实际行动。总之，对大革命的“圣化”是只看到了原则，而忽略了事实。
    当然，马丹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完全不承认启蒙运动对大革命的影响。实际上他只是反对对大革命做“纯粹意识形态化”的解读。他认为思想观念的力量是不容否认的，但这种力量只有透过各种偶然事件和错综复杂的党派纷争才能发生作用：“如果没有持这些思想观念的参与者们的行动，没有这些参与者个性方面的种种优缺点，没有力量关系④ 和竞争关系的存在，没有各种权谋算计，任何意识形态，即使是启蒙思想，都无法对局势产生任何支配性的影响。”（第232-233页）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一些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在事变进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也只有在同一些社会的、宗教的乃至性的习俗，以及各种地区的或地方的特性和文化传承等要素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才能产生效力，而这些要素还常常会将它们工具化，利用它们来增强自己的力量，有时还会改造它们”（第11页）。总之，马丹认为“话语”这种东西在法国大革命中不仅永远只具有附属的意义，而且常常是虚幻不真的。
    因此，马丹感到有必要在法国革命史学领域真正确立历史事实的尊严：惟有如此，才能有效地维护法国大革命所固有的真实而积极的历史价值。而他在这部“法国革命暴力史”中所做的实际工作，也就是通过对大量常常被人们忽略了的、有关大革命时代暴力现象的历史事实的征引和分析，来解构作为启蒙原则的自觉贯彻的大革命神话--一方面为了揭露“法国革命极权论”的谬妄，另一方面也试图冲破传统史学的旧框框，对大革命的实际意义作出新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