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马丹这部书写得简约而博学。它按时间顺序概述了暴力要素在大革命的各个阶段的不同表现，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全国、地方、群体、个人、精神、肉体等各个方面分析了革命暴力的复杂起源，并详细析述了各革命派别围绕恐怖统治问题展开的种种较量，以及引起这些较量的种种非意识形态的因素。书中不乏精彩的理论分析，但作者主要谈论的还是事实，各种在他看来有助于淡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事实。
    在马丹的眼里，这样的事实几乎俯拾即是。而他首先抓住的一个事实就是：暴力的泛滥，并不是大革命时期的特殊情况，而是“旧制度”（此概念泛义上可指革命前的整个法国历史，狭义上相当于路易十四之后的绝对君主制时期，这里取其狭义）以来直到共和制确立之前的法国历史的一种长时段现象。他由此感到费解：为什么我们的史书老是拿大革命时期的暴力现象说事，而对其他时期的暴力现象却置若罔闻（第300页）？尽管限于文章的结构，他只是着重描述了旧制度时代的暴力现象，但这些描述足以给人留下一个“法人自来尚暴力”的印象：王国司法一方面惯以重典严惩哪怕是最轻微的犯上作乱行为，惩治弑君犯的种种酷刑更是惊心动魄。另一方面对于打架斗殴之类的民间暴力行为却相当宽宥（如当时某世态小说描绘的，向妇人衣服上撒污泥的街头顽童会被人随随便便地一棍打死而不受法律追究之类），以致动辄施暴、草菅人命的事件层出不穷。及至旧制度末期，随着传统社群关系的瓦解、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政治危机的加重，各种民间群体暴力活动更是空前活跃，其中有不同社群之间的冲突，也有城乡民众与领主、商人或官府的冲突，但无论什么冲突，各方使用的手段都异常残忍（包括腰斩、砍头、剖腹、挖心、溺毙、冰封、长矛挑首级游街示众等等）。这些此起彼伏的暴力活动星星点点遍布全国，早在大革命前夕就已经把法国搅得天翻地覆。据此，马丹提出了自己有关法国革命起点的新看法：“到1788年年底内克被召回的时候，暴力事件在法国已十分普遍而且司空见惯。人们还在按照传统的习惯行使暴力，而整个社会环境这时已经发生了变化，只是还没有被赋予明确的政治意义。正是这种发生在1788年的最后几个月和1789年1月间的变化，令我们有理由认为：从暴力史的观点来看，法国大革命应该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第50页）
    这至少已清楚地显示，大革命时代的暴力现象从形式上看并不是大革命自己的“发明”：那其实是个由来已久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法兰西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传统。至于为什么偏偏法国人有这种崇尚暴力的传统，马丹虽然没有明说，但从他很重视用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和民众对于“社会平等”的关注等因素来解释旧制度的暴力现象这一点来看，问题的答案似乎接近于我们常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特有的尖锐性”。尽管这种解释仍留下了很多说不清的东西，但不管怎样，历史上的法国人相对于英国人来说更崇尚暴力，这似乎是一个显见的文化事实。这方面的突出例证之一，就是英国贵族早在1215年就能够用“大宪章”来约束王权，由此开启了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而法国贵族在同王权的斗争中就从来想不到这种法制的方式，他们只是专横地凭借武力来解决问题（这似乎与他们长期拥有力量上的优势有关）。而逐渐强大起来的法国王权在最终以武力制服了贵族之后，也只能建立起欧洲最专制的绝对君主制。我们知道，中世纪法国贵族与市民及农民之间的斗争也带有类似的不可调和性，天性浪漫的法国人似乎只承认暴力的逻辑。
    当然也应该看到，大革命时代的暴力现象尽管形式依旧，然其性质已随时代的变化而开始有所变异。新时代的特点究竟是什么？表面上，马丹在这一点上和孚雷的看法很相似，因为两人都认为，由于王权的迅速崩解，社会很快陷入严重无政府状态，这个时代上演的主要是社会精英内部争夺和巩固国家政权的斗争，而并非启蒙理念的自觉贯彻。但究其实质，两人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因为孚雷坚信直到热月政变之前大革命政治都一直遵循着一种“雅各宾主义”的逻辑，而马丹却并不认为大革命时代真有过“雅各宾主义”这样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马丹认为当时的情况极端复杂，由旧制度时代一路发展过来的多种相互对立的思潮出乎意料地汇聚到了一起，各政治势力之间的权力争夺因此激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马丹强调了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在这方面的重大差异，指出：在美国革命中，“反抗王权的起义使一个民族牢固地团结了起来，而对抗、报复和复仇的传统，却让法国无法产生一种能使王权的各种反对派实现持久联合的共同理想方案”（第50页）。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法国革命中的各派政治势力开始在斗争中有意识地开发和利用民众的暴力，传统的暴力现象因此出现了“政治化”或“工具化”的发展势头，而一场“全面内战”也就在所难免了。在这里，马丹又强调指出了两个事实：一是马尔斯教场屠杀（1791年7月17日）后，温和的多数派退出资格最老、民望最高并拥有全国性组织网络的雅各宾俱乐部，另组了一个斐扬俱乐部，从而拱手把这个影响极大的政治制高点让给了少数激进派；二是在斐扬派退出后控制了雅各宾俱乐部的吉伦特派首创“内敌”这一概念，并强烈主张予以彻底“清洗”。这两件事引起的后果都很严重：前者开始了由善于操纵民众的激进派独占大革命领导权的事变进程，后者则开始了一波一波、愈演愈烈的红色恐怖。应该说，马丹说这些多少有点为罗伯斯比尔派推卸恐怖罪责的意思，但罗伯斯比尔派与这些事件的实际距离，无疑也有助于证明所谓“雅各宾主义”（其实这个词指的不过是“罗伯斯比尔主义”）及其对大革命的决定性关系的虚幻性。
    “修正派”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大革命、暴力和恐怖这三个概念混为一谈：这种史学不仅把大革命时代的所有暴力现象都看作大革命本身，而且还把这些暴力现象一概等同于“恐怖”（la Terreur，也译“恐怖统治”，在新近兴起的一种“恐怖主义史学”中，它被认作近现代世界盛行的“国家恐怖主义”的原生形态），并进而把这种“恐怖”归结为大革命的本质。马丹否定了这种看法。首先，他认为切不可如此简单地理解“暴力”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实际上可以同时涵盖民间暴行、政治暴行、夺权行动、战争行动……等多种现象，绝非“恐怖”一词所能容纳。进而，马丹提出了一个极具新意的论点：据说在大革命中曾经实行过的“恐怖统治”，不仅从来就没有一个清楚的定义，而且也许根本就是个虚构，至少也只是极端革命派的一种没有能够实现的意愿。他论证说，一般认为1793年9月5日无套裤汉民众来国民公会示威要求“将恐怖提上议事日程”这件事是“恐怖统治”的开端，可实际上国民公会并没有就“恐怖上日程”的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当时的国民公会议长巴莱尔顾左右而言他，偷偷地把这个问题给“绕”过去了，结果议会只是策略性地通过了有关建立征粮“革命军”和惩治嫌疑犯的法令（其实际影响都十分有限），而所谓“恐怖”也就并没有被规定为社会政治的常态；尽管群众的革命暴行后来还是有所增加，但那只是革命中反复出现过的情况的一次再现，只能说明当时的统治精英在控制群众暴力方面并不总能如愿。马丹还指出，被视作“恐怖统治”执行机构的雅各宾专政，其实是很审慎甚至很温和的，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常常必须违心地表现出很激进的姿态，有时还不得不为满足激进“左派”的要求而作出一些残暴的举动（如处死21名吉伦特派议员），但他们还是为遏制激进的革命做出过许多实际而有效的努力，如清除忿激派和妇女激进势力（那是当时许多恐怖暴行的源头），如加强中央政府对暴力的控制以避免恐怖扩大化，等等。
    在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马丹还专门做了一个有关罗伯斯比尔的个案研究，旨在清算史学界长期流行的那种认定作为“卢梭信徒”⑤ 的罗伯斯比尔是“恐怖统治”主要责任人的观点。他认为支配罗伯斯比尔行动的，或者说作为他力量的源泉的，与其说是“卢梭主义”之类的启蒙意识形态，倒不如说是他自己卓尔不群的个性，他尊重社会规则、处世沉稳持重的理性精神，以及他对时代潮流的某种模糊的敏感或直觉。所以他从不“追风”，和所有的政治派别都保持着距离，并且在别人都穿起无套裤汉服装来取悦下层民众的时候，他照样假发扑粉、衣冠楚楚。关于他的暴君式阴险凶残的传闻，只是他的政敌（那多是一些卑鄙小人）泼在他身上的污水，不值一驳；而关于他要“以德治国”，要按卢梭主义的道德理想彻底改造法兰西国民性的论说，则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牵强附会，毫无实际根据。甚至一向被认为是他借“美德”之名强化恐怖的“铁证”的牧月法令，强硬的表象之下仍暗藏着保护无辜的良苦用心：比如它延续风月法令的精神，完成了革命司法的中央集权化，试图结束以前曾导致许多冤假错案的多种法庭自行其是的混乱局面；此外，该法令强调以“道德意向”作为行为评判标准虽能引发一些更荒唐的指控，但这事实上也是对以前革命派在里昂或南特“平叛”时胡乱杀人的暴行的否定，因而本应有利于在今后引导人们对无意中卷入反革命活动的人的甄别。至于罗氏的这些苦心后来竟完全落空，牧月法令出台后实际出现的是镇压强度的迅速升级以致最终促成了罗伯斯比尔的垮台，在马丹看来这纯粹是罗的政敌们为破坏他的声誉而恶意操作的结果，而并不是牧月法令本身的问题。
    至此，一直就是历史定见的法国革命“恐怖统治”，已基本被马丹所“解构”，而同时被解构的，还有那一套有关“恐怖统治”乃至整个法国大革命都起源于卢梭主义的流行解说。当然，这样一来，整个“修正派”史学的“法国革命极权论”也就无从立足了--因为所谓的“极权主义”，主要就是一种以恐怖手段强制推行某种被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的国家管理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