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杂志于1954年创刊，1966年因“文革”爆发而停刊中辍，1974年复刊后延续至今。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和权威性的史学刊物，其在中国历史学乃至中国社会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或如笔者在《〈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理论与方法卷》“序言”中所说：“不但是中国历史学在那一历史时期所经历程的缩影，反映着中国史学半个世纪以来走过的发展道路；同时也是那段逝去岁月的总体时代掠影，体现着国家和民族跳动的脉搏。”①
    《历史研究》之所以具有今天的地位和影响，是几代学人和编辑不懈努力辛勤工作的结果，凝聚着他们共同付出的汗水和心血。为保留这些前辈学人和编辑们的珍贵经历和风采，笔者与《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全体同仁于2006至2008年间，通过对这些前辈学人和老编辑们的采访，根据他们口述的亲身经历和回忆的往事，以及他们的感受和体验，结集成《〈历史研究〉与中国史学--关于〈历史研究〉的口述史》②。这本书在未来的出版将使读者通过当事者的回忆，了解那些隐藏在刊出文本背后的内容和历史。这些回忆或许平淡而普通，缺乏文学作品的惊心动魄和跌宕起伏，但由亲历其事者娓娓道来，却具有其应当具有的甚至独一无二的历史价值。这种历史价值也许主要并不在于它们的内容是否一定是完全真实的，而是在于它们源自当事人的亲口讲述，反映和体现着时代的特色和历史亲历者们的认知与视角。
    本文所展示的，即是书中述及的一个侧面。
    一
    先讲引领学术潮流问题。请看田居俭先生的口述回忆：
    我在《历史研究》工作18年，现在回忆起来，比较愉快的是，我干了两件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史的复兴摇旗呐喊，奔走呼号，这是我从心里想干的。根据当时的情况，怎么冲破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块研究格局，让历史研究更生动活泼，就想到社会史研究。
    中国史学有社会史的传统，也有过兴旺的时期，后来中断了。到这个时候，特别是1978年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从全国来说，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史学研究也应该由大批判，拨乱反正，转移到学术研究上。学术研究从哪儿来繁荣，经过思考，想到了社会史。
    咱们开会是1986年。在那之前，是1985年还是1984年，冯尔康首先在《百科知识》上发表文章，提出开展社会史研究，他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看了他的文章。我和他是不谋而合，引起共鸣。有一个愿望：《历史研究》应该把这个旗帜举起来，为复兴社会史做贡献。
    我们去天津南开大学大概是1986年9、10月份，我记得穿秋装。在这之前，我和冯尔康碰面时就和他说过此事：他这个倡议很好，希望继续写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他说，光我一个人写文章不行，这个事情需要整个历史学界来做。我说，那好，我们合作，比如是不是可以先开一个小型讨论会，就社会史研究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大家议论议论。那时候刘泽华是系主任，冯是明清史教研室主任。他说，这个事情，我得回去和刘泽华商量。他回去和刘泽华一商量，刘泽华也很高兴：咱们两家作为发起单位，搞个研讨会。
    但那个时候都没钱，不像现在，一个单位出5000元就不得了了。刘泽华说，咱把天津人民出版社拉上，一家凑点儿，开个小会。结果咱们、南开大学历史系、还有天津人民出版社，三家开了第一次会。
    第一次会以当时对这方面有研究、有兴趣的几个单位为主，山西大学乔志强和他的弟子，南京大学蔡少卿和他的弟子。再加上南开大学。那次开会也就30人左右，人不是太多。
    转眼就到了1987年。第一期《历史研究》发了个会议述评，宋德金写的。我写了评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王和：您这篇评论一直为人所称道），这句话是恩格斯的话，我非常欣赏，也正符合我们要做的事情。社会史研究本来是历史的内容，过去由于一些“左”的影响，我们认为社会史内容是琐碎的，甚至是庸俗的，进不了历史研究的大雅之堂。现在我们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这句话太好了！我就想起了恩格斯这句话，就用这个做标题。
    发了一篇评论，一个会议述评，还有三篇论文：冯尔康一篇（《开展社会史研究》），陆震一篇（《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学科对象诸问题》），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史研究室一篇（《中国社会史研究综述》）。1987年第1期《历史研究》出来以后，《人民日报》理论版用大半版的篇幅转载了，先是评论，后边是综述摘要。以后《新华文摘》也转载了。这一下引起史学界的共鸣，大家都觉得拨乱反正以后，历史研究应该是开创新局面，但是以什么为切入点，从哪儿作为突破口，大家这是想到一块儿了。“插起招兵旗，就有吃粮人。”《历史研究》把这个旗号一打，就有响应者。以后咱们作为发起单位，每两年一次研讨会，会后我们发一篇综述，社会史研究就搞起来了。我觉得《历史研究》在这方面是功不可没的。
    南开会议以后，沈阳开一次，沈阳以后是四川，再以后我就离开了。
    后来就成了气候了，成立了学会，就把这个事情推起来了。当年那些年轻人现在都成气候了，有几个都是副校长了，像山西大学的行龙。安徽师大的王世华现在也是副校长了，他从搞社会史开始，主持他那个徽学；还有第一次参加会议的宁可的研究生汪征鲁，现在是福建师大的副校长。我们搞社会史研究，不仅推出了研究成果，也推出了人才。他们主政以后，对这个研究是很重视的，就能开展起来。前年我在武汉开青年史学会，碰见福建师大的年轻人，是汪征鲁的研究生，他说：我们校长很重视社会史研究。从当年第一次开会的三十多人，现在雪球越滚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