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章还没有发表出来的当年的五月下旬，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安徽黄山附近的歙县召开，在路上我见到了《历史研究》主编田居俭先生和编辑宋超先生，由于文章将要在他们那里发表，一听说我是李振宏，他们都非常热情，就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田居俭先生对我的文章多有褒奖，给我很多鼓励。而更使我没有想到的是，宋超先生还把我当作熟人介绍给别人，直言说：“这是我们刊物的作者。”这句话一下子抬高了我的身份。以《历史研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这样的介绍不免使人们对我刮目相看。我感到这个刊物真是了不起，他们不仅不轻视年轻人，而且还处处表示出对作者的尊重、鼓励和提携。发表我的文章的责任编辑是王和先生，我们是1987年在成都会议上第一次见面，他也像宋超先生那样平易近人，随和可亲，丝毫没有人们想象的大刊物编辑的架子，非常的容易接近。于是，我和宋超、王和先生的交往，就是从那一篇文章开始了。
    时隔一年，1988年第3期的《历史研究》，又发表了我的《论史家主体意识》一文。这篇文章奠定了我在历史认识论研究中的地位。时至今日，20年过去，史学界凡研究历史认识论的文章，一般都要引到本文的观点，特别是关于主体意识结构的研究，再也没有发表过类似的文章，一般都采用我的看法，包括《史学理论大词典》中的有关条目，都是直接使用了这篇文章的观点。
    从我和《历史研究》打交道以来有20多年了，我先后在该刊发表了5篇论文，刊物给了我太多的提携和鼓励。我的成长，我在史学界被人们逐渐认可，都是由于这个刊物对我的培养和支持。
    关于这个刊物，我觉得还需要特别说一下的，就是他们编辑的作风，他们对待作者的极端负责和随和平易的态度。期刊界常说，我们有两个上帝，一个是作者，一个是读者，而最重要的是作者，没有好的作者，就不会赢得读者。这些话，我没有听《历史研究》的编辑们讲过，但他们实实在在是这样做的。
    和《历史研究》打交道的这些年，对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一是选稿不看资历，以文章本身的学术价值为唯一标准；二是编稿极其认真，他们发出来的文章，不仅选题有分量，编校质量也属上乘，他们是实实在在要编稿的；三是尊重作者，平易近人的作风，缩短了一个大刊物与作者的距离。1996年底，我也做了编辑，受命主持《史学月刊》的工作，这几年刊物也有了一些变化，学术界逐渐也认可了这个刊物，人们也给予一些赞誉。其实，我的办刊思路，也就跟着《历史研究》学的，力求去体会、仿效他们的办刊思想。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可能永远也达不到《历史研究》的境界，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们永远是我们的一面旗帜。从这个角度说，《历史研究》不光是培养了我这个作者，也深深影响带动了一批史学期刊。
    《历史研究》的确是和几代学人互相支持、共同成长的，但振宏兄的夸奖却使我们汗颜。我自己心里十分清楚：《历史研究》之所以具有这样的作用和影响，历代编辑们的辛勤工作与努力奉献当然功不可没，但顶多不过是“与有荣焉”而已，主要的原因则是《历史研究》的位置使然。因此，我们作为编辑，总是时时深自警醒：千万不要昏头昏脑，以为自己真有这么大的能力和作用；而唯一应做也可以做的，便是不断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水平，这样才庶几乎无愧于充任《历史研究》的编辑。古人所谓“羊质虎皮功不就，凤毛鸡胆事难成”；就此意义来说，没有优秀的编辑素质，没有“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的胆识与道德自律，便不可能有优秀的学术刊物。
    三
    《历史研究》之所以在引领学术潮流和培育发现史学人才方面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与它在当时所具有的地位是密不可分的。
    仅以史学理论中的本体论研究而言，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在《历史研究》上开展过热烈讨论的，便包括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性与长期延续原因问题，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与起源理论问题，历史创造者和历史动力问题，历史规律问题，等等。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的一定时段之内，在我国史学界引起过激烈的争论，牵动过每一位史学工作者的神经。它们不但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至深，有的且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紧密相连，对我国政治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作用；有些问题的影响与作用还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从这个意义来说，《历史研究》这份杂志的历史，也即是现代中国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
    除了巨大的学术影响之外，还有一件别具一格的事情，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研究》在当时的作用。请看左步青先生的有关回忆：
    我想讲一个可能没有文字记载的事情，是黎澍让我和李连彬到南京办一个案子，“金德门案”。
    金德门是安徽师院毕业的。他写了一篇文章给《新建设》，这是“文革”前学部的一个刊物。他的文章认为金圣叹是反封建文人。当时《新建设》准备发这篇稿子，层层送审，送到了康生那里。康生说这是反革命，这就是利用小说反党。他把问题说得很严重，这个人非批他不可。就把这件事交给了江苏省委，省委又交给了苏州市委。苏州市委组织人批判金德门，把金德门弄到苏州第九中学来批判。在批判会上，金德门咬紧牙关，死不承认。批到第九次，他挺不住了，没办法只好承认自己是借这个反党反毛主席。然后被送到高等法院，法院不收，就把他送到郊区劳动改造，“文革”中家破人亡，老婆是个护士，也死了。
    “文革”后，金德门向社科院投诉，要求平反。胡乔木就把这个事情交给了黎澍。黎澍让我和李连彬去跑一趟。这个案子涉及康生，康生问题“文革”以后很长时间才揭盖子。黎澍让我们到省里，他说省里都传达了，省委书记知道康生不是好人，要揭发批判，但下面还不知道。你们看看省委的意见如何，能办到哪一步就尽量办到哪一步。
    我和李连彬坐飞机到了上海，又从上海到南京。江苏省委书记惠浴宇接见了我们。我们把情况跟他谈了。惠浴宇说：康生这个问题中央已经揭开了盖子，省军级都传达了，但没有往下传达。你们现在搞这个事情，想通过金德门案子把康生制造文字狱揭开，现在还为时过早。没有中央的直接指示，我们不能办这个事情。你们可以到苏州去，到学校和支部书记校长谈谈，了解了解情况，但首要的一条不能见金德门，不能让他知道现在可以为他平反了，怕他说出来。我们晚上就在宾馆开了一个座谈会，把第九中学的老师支部书记都请来，不提平反的事情，就是谈谈金德门的文章，让他们回忆与此有关的事情。当时的苏州市委书记对我们说：既然省委不让你们做这件事，你们也就只能和教师座谈了解一些情况，现在还不能动手。我们就又去了江西，从江西回到北京。
    虽然此事当时没有办成③，但其过程却耐人寻味。《历史研究》的普通编辑可以下去办案，且动辄受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接见。作为一本学术刊物而能具有如此巨大的作用和能量，在全世界恐怕也是绝无仅有。之所以能够如此，无疑是由于黎澍先生在背后的疏通运作（这个词可能太现代了，用当时的话来讲便是打招呼）。其为人的正直无私和急公好义、匡危扶难，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