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时扶持新人，真是《历史研究》的特色。还可以再回过头来发掘一下我们所做的工作，包括那批当年社会史学者，现在都成了人物了，作为一个特色加以发掘，集中到一起，《历史研究》的成就和贡献就很突出。
    这是从编辑的身份所做的回忆，由亲历其事者娓娓道来，体会尤其深切。其中所提到的刘昶、叶晓青、董楚平等学者和他们所写的文章--包括这些文章在当时所引起的轰动和其后的影响，相信凡是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无不耳熟能详。
    以下再从被发现人才自身体会的角度做些介绍。先看叶晓青女士的口述回忆：
    我的情况和《历史研究》的其他作者不一样，他们已经是学者了，在学术单位了。可是当时我什么也不是，从农村回到上海。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大概除了《历史研究》，没有一家刊物会这样发我的文章，只有《历史研究》有这样的魄力。我是最不喜欢接受采访这一类事情的，但是，好立（指王好立，《中国社会科学》编辑，叶的朋友）一和我说，我就说我不能推这件事（指接受采访）。《历史研究》对我是有恩的，实在如此。因为《历史研究》给了我最重要的第一步，假如没有那一步，我的人生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因为我的经历和别人不一样，别人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就在那个系统里，他们迟早会和《历史研究》打交道。但我不是这样。我第一次和《历史研究》接触时，什么人也不认识，我就是直接把稿子寄给《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回想起来，这种事情就像奇迹一样。谁也不认识，什么资历、名气也没有，就这样做了。现在想起来，如果当时世故一点儿就不敢那么做了。我正因为不懂这一套，想《历史研究》应该是最好的，我就给《历史研究》投稿。
    当时具体和我接触的编辑是章鸣九、左步青两个人。他们特别有一种敬业的精神，下那么大的功夫。后来他们跟我说，他们把我的文章印了以后，寄给专家学者看，不是按正常的程序几个人审稿，而是寄给了很多人。
    我倒不认为我有什么成就，倘若有一点点的话，那是《历史研究》培养我，给我这么重要的帮助。这是很关键的，后来的路其实都比较容易，一步一步走就是了。因为你先要有资本，就像现在的年轻大学生找工作，最困难的问题是找什么工作人家都要有经验的。可谁也不给他工作，他哪里来的经验呢？《历史研究》给了我这个资本，所以后来上海社科院才会要我的。
    也许是我太悲观。像这样的事情现在可能不会发生。比如说章鸣九、左步青，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帮助我呢？个人有什么好处？费那么大劲干什么？我和他们毫无私交，所以他们完全是一种敬业的精神。现在的人太讲利益，包括学术界也是一样。像《历史研究》那样仅仅依据一种原则、一种理念去做事，现在太少了。但那个时候是这样的。（王好立插话：《历史研究》这个传统还是保持的，现在也还是这样的）所以你们的环境比较特殊。小徐（思彦），好立，还有张亦工，代表的都是这种特殊的环境。讲一句不好听的话，它并不表明现在这个社会还是如此，是一种“假”的环境。“假”的环境听起来似乎不好听，换一种好听一点儿的说法就是一块
    “绿洲”，“绿洲”的意思就是说和周围的全不一样。叶晓青发表于《历史研究》的两篇文章《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及其影响》（1982年第1期）和《西学输入和中国传统文化》（1983年第1期），在当时的史学界曾引起过很大的轰动。但其本人的情况则诚如她自己所说“当时我什么也不是”，一无学历二无资历，不过是一名从农村回到上海的“插队知青”。这其实也成了造成其文章格外轰动的一个原因。而她对《历史研究》的格外感激，也正是在于这一点。
    这种超乎常规破格提携的事，从“权威学术刊物”的角度来说，也许的确只有《历史研究》敢于做和肯于做。之所以如此，自然和主编黎澍先生一贯倡导的不迷信权威、勇于发掘新人的办刊方针息息相关。今人在理念上皆认可“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的为学宗旨，但如黎澍先生这样真正能切实做到者则不多见，实际生活中反倒是“只惟上”者比比皆是。
    对于作者投稿，黎澍先生经常强调不看名头大小，只看水平高下。这实际上已经成为《历史研究》一直奉行的一个传统，历代编辑们对此都身体力行坚持不悖，始终不懈地积极努力去发现新人。古人所说“得英才而教育之”的乐趣，到《历史研究》的编辑们那里，则变成了“发现英才而推出之”的乐趣。我在《历史研究》工作多年，对此感受尤深。一旦发现一篇由“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撰写的佳作（当然，前提是必须是佳作），那种发自内心的欣喜之情，实非局外人能够体会。
    让我们再看看李振宏教授的回忆：
    我和《历史研究》的交往，开始于1986年初。当时，我有一篇《“终极原因”与“相互作用”》的文章要向该刊投稿。那时，我还是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助教，所以使我有勇气敢于向这个国内最权威的刊物投稿，完全是出于一个清晰的记忆。我上大学时，他们曾刊发七七级学生刘昶的文章，而且是转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刘昶和我都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有一篇讨论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的文章在1980年的《上海师范学院学报》发表，被《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全文转发。我推测这可能是《历史研究》历史上唯一一次转发其他刊物的文章，而且转发的对象是一个尚未毕业的历史系本科学生。由此我知道《历史研究》的宗旨与作风，他们选文章是不看资历的，也是特别重视对年轻人的扶持的。正是这些使我鼓起勇气把文章投向《历史研究》。
    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历史研究》能否采用感到有些忐忑不安，在这之前我和这个刊物还没有打过任何交道，不认识任何编辑，用现在世俗的眼光看，很可能是没戏的。我记得大概是3月3日将文章寄出，十天之内就接到了编辑部的回执。大概一般人不会想到，那真是一个很深刻的记忆。我在两天之内，相继收到了来自编辑部的两封内容文字完全相同的信，通知说要立即采用。后来知道他们当时正在定第三期的稿件，看到了我的文章，觉得对当前的史学理论界有一定借鉴意义，就决定立即刊发。他们为什么要发两封相同的信，是因为害怕遗失而联系不上，那时连电话都不普及，只好用这种原始的方法。他们在信中要求我将文稿认真核对引文，并一式两份寄回，一份平寄，一份挂号。我推测，平寄是保证速度，节约时间，挂号是保证万无一失。可以想象，一个权威史学刊物，这样对待一个毫不知名的年轻人的稿件，对我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