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社会史研究变成了《历史研究》的保留节目，不是每一期都有，但不怎么间断，经常有这方面的文章。你们纪念50周年编论文集，社会史卷让我写序言，我很高兴，因为我为这个事情付出过心血，对这个事情有兴趣，有热情，也热爱它。我在结尾的两句话，也是经过思考后才写出来的：“当年轻的同行编就这卷选集要我写几句感言时，我欣然承命。一则分享相识的不相识的同行的丰收喜悦，再则重温当年编发社会史研究论文时留下的许多美好记忆。这确实是心里话，把这句话作为结尾。”
    社会史研究的复兴，是近30年来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历史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正是通过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中国史学才不但在认识论而且在实际研究的层面，完成了理论与方法的更新转换，和与现代国际史学的真正接轨。田居俭先生谈到的南开之行，我当时作为一名年轻编辑曾陪同前往，故对这一过程十分清楚。当时与刘泽华先生和冯尔康先生探讨召开一次社会史学术会议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今天回想起来，当时的主要考虑即如田先生所说，其实非常简单：不过是希望使中国史学摆脱陈旧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块式划分，从政治史和阶级斗争史狭小范围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获得焕发生机的广阔天地--只要我们回想一下社会史兴起的时机恰是在中国史学界经历了严重的“史学危机”彷徨之后，对此便会十分清楚。所以当时所理解的社会史，主要便是指研究“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风俗习惯”等涉及社会生活的内容，亦即田先生所说过去认为琐碎庸俗、难入历史研究大雅之堂的那些内容。至于其后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所导致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论的巨大变化，则实为当初所始料未及。倘若将今日的社会史论文与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史论文做一比较，当会发现不但二者的理论支撑迥异，文章内容与风格也已天差地远。
    由此亦不难窥见：学术发展自有其自身规律，实非人意可以强求。
    二
    《历史研究》发起社会史研究既是一个引领学术潮流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发现与培养史学研究人才的过程，这在田居俭先生前面的回忆中已经述及。除此之外，田先生还从一名学术刊物编辑的角度，对《历史研究》在培养发现人才方面所起的作用做了专门的回忆：
    纪念《历史研究》创刊40周年时，有一组笔谈，四川大学隗瀛涛有篇文章，题目是《创新扶青是〈历史研究〉的两大特色》（1994年第1期）。确实如此，“创新扶青”概括很准确。我们《历史研究》，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这方面确实很突出，值得我们发扬光大。我就谈谈扶青。
    我记不得是哪一年的《历史研究》，我也写过一篇评论文章《都来扶持史学新人》（1983年第3期）。为什么写这个评论？咱们《历史研究》在那时有意识地要扶持一帮年轻人。在这之前，《历史研究》发表过两篇大学生的文章，一个是刘昶的（《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1981年第2期），一个是云南大学武建国的（《试论均田制中永田业的性质》，1981年第3期）。从这儿考虑，提倡造就史学新人。发表以后影响也挺大，因为有两篇具体的年轻人的文章，又有一篇评论，等于又打起了一面旗帜。后来，咱们《历史研究》有一阵这方面成绩很突出，像近代史的叶晓青，她当时是上海银行的小职员，我们把她扶持起来，就改变了她生活的道路。我联系古代史的人较多，我想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浙江的董楚平，也是赫赫有名的。原来是中学老师，1957年的右派。大概是1977年，我到杭州大学参加校庆，参加历史系的活动，董楚平也到会了，当时董楚平在浙江温州一个小岛的一所中学教书，显得很憔悴，也很狼狈，实际上他和我年龄差不多。他给我一篇文章，就是谈平均主义的。我说：我带回去商量商量，我们是集体审稿，三审制。
    文章拿回来，我看了，又让老庞（指庞朴先生）看了。老庞说：这篇文章不错。最后的标题是老庞改的。这篇文章就发表了（《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1980年第1期）。发了以后，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老庞、丁伟志我们商量：这个作者不容易，我们能不能创造条件，让作者来见识见识首都，接触接触学者。结果由《历史研究》出钱，把他请到北京待了一个月，就住在西藏驻京办事处。他对这个事情感恩不尽。这个事情都是我接待、安排、操作的。所以他后来逢人就讲：田居俭是我第一大恩人，他在我那么困难情况下，发现了我的文章，推荐给《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发表以后，又请我到北京去，结识了那么多的学者。后来左步青去开会，回来跟我说这些。我说：别听他胡说，什么大恩人。
    最近他出了一本论文集，在论文集序言里又提到这件事，他在给我的信中说：“终于看到了您的来信。我在4月份出书前夕就首先打听您的联络地址，写了三次信。因为您是我的第一大恩人。”
    他现在研究吴越文化，研究楚辞，也是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领军人物。他发表了这篇文章以后，浙江社会科学院破格招聘他，到社科院就改变了命运，从一个小岛上的中学教员，一下到省会，整个生活都变了。他不忘旧情。我当初发现、推荐他，后来又做了一些具体工作。他在《历史学家茶座》2006年第2期的文章《多情自古伤离别》里，讲他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在这里他还提到：当时负责具体接待的是责任编辑田居俭，他为我花了不少心血。讲《历史研究》对他的培养。
    当然他当年也不算年轻。我说扶持青年，也包括新发现的作者，原来无名，很有可能在哪里就被埋没了，我们做一些工作，就使他们脱颖而出，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扶持青年人，是《历史研究》的贡献，或者说是传统。
    再一个是武汉有一个叫程涛平的人。这个人现在当官去了，在武汉发改委。他原来是插队的中学生。有一次我在武汉开会，他当时好像是《江汉论坛》的编辑，研究楚国的历史，交给我一篇文章《春秋时期楚国的平民阶层》。我拿回来以后，看了觉得还不错，给他提意见让他修改，后来在1983年的《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了。咱们《历史研究》举行评奖，10篇优秀论文中有他这篇。也是这一篇文章改变了他的命运。20年以后，他给我来了一封长信：
    田居俭老师：
    接到这封信，您一定非常意外和吃惊。自从84年5月我到北京参加《历史研究》优秀论文颁奖会以后，我们就基本上没有再见面。这当然责任在我。然而我的心则是时常思念您，回想您对我的提携奖掖之恩。正是您的慧眼，使我得以获奖；正因为获奖，使我得以以同等学力于当年报考华中师范大学张舜徽先生的博士生。
    88年毕业后，我立志楚史研究。不想武汉市委组织部物色博士，通过省委组织部强迫省社科院同意，将我调到武汉市委研究室工作，95年再调入武汉市计委当领导，分管科技、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卫生、教育、体育、旅游、民政、社会保障和农业战线方面的工作，整日公务繁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许多年您不清楚我的情况，我则总想着您。前些时候看到《光明日报》您发表的一篇论述“三个代表”的长文（田：这个他记错了，我没有写过“三个代表”的文章。我想可能是我的第二篇《再论学史》。我99年在《光明日报》发了一篇《论学史》，当年得了五个一工程奖。2000年他们又约我写第二篇《再论学史》。他说的长文应该是这个，不是“三个代表”。这个地方就得加编者注：经核对，不是关于“三个代表”的文章，而是什么什么文章），我如获至宝，反复阅读。见物如见人，见文倍思亲。您的音容笑貌宛如就在我眼前。
    对于我们的帮助对他命运的改变，可以说是满怀深情。前年我去武汉开会，我见到他。他专程两天陪我游遍了武汉的名胜古迹。我说：你不上班行吗？他说：您来了，无论如何，我得尽学生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