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已有五千年历史，历经七变--从商周都邑、春秋战国城市、汉唐城市、宋元明清城市，到近代城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现代城市，再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当今城市。其结构与功能，既有变易，也有延续；既有渐变，也有大变。如果将欧洲城市作为参照体系，可以看出，中国城市有其相当鲜明的特质。这里主要就近代以前的传统城市特质的变易与延续作一讨论。
    中国最早的城市为都邑，出现于商代。考古发现的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湖北黄陂盘龙城等均是。这些城通常有城墙、城门、宫殿、宗庙、通衢、手工业作坊等建筑，有防御设施，其功能主要在政治与军事方面。西周将京畿以外的地区分封给诸侯，各建邦国，各筑其城。其时城有两类，一曰都，二曰邑。最大为都，其余为邑。商周的都邑主要是各类统治者的政治中心、军事据点，以王室、贵族、军队为城市主体，与今天意义上的城市差异很大。
    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发展，政局动荡，都邑演变，无论是数量、规模、社会分工、社会结构、社会生活，都较前有了很大发展。战国时期，许多都邑已是气象一新的城市，经济功能较前大为增强。临淄、邯郸、大梁、吴城等都是著名的区域经济中心，冶铁、铸铜、漆器、纺织、制盐等手工业都有很大发展。其社会结构有很大变化，除了王室、贵族外，也有许多商人、手工业者。从事服务行业的人也多了起来，有卜者、医者、修鞋补席者、厨夫、乐人、倡优、妓女等，还有数量可观的士。但是，春秋战国时城市功能仍然以政治中心、军事据点为主，包括商人在内的居民活动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督与管制。
    从西汉到唐代，城市结构与功能发生重要变化。
    汉承秦制。秦在统一六国后，普行郡县制，将全国八九百个县的政权都设在本郡本县某一重要的城市之中，确立了以首都为中心、以郡县城市为网点的大一统的首都郡县制城市体系。这一体系是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为以后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发展与完善。从此，城市成为各级政权所在地，城市的政治功能是第一位的，统治者以城市为原点，对全国进行统治。
    在承续秦制的同时，汉代也有所发展。汉代城市的城区开始按闾里制建设，首都长安城内分为宣明、建阳、修武等160个巷里，街道呈棋盘状。洛阳及其他城市的规制与之类似。各城市内建筑以官府衙署为中心，然后按功能分为居住区、手工业区与市场。各城市市场都实行封闭式，建有固定性建筑，分类列肆，集中交易，按时营业。除了规定区域，其他街巷不准开设商店。①
    两晋、南北朝至隋唐，延续了汉代的城市体制。各个朝代城市有废兴，制度有损益，但基本原则没变。唐代前期城市管理相当严格，居民区、商业区分开，各个居民区四周筑有围墙，坊门晨开夜闭。贸易在固定的商业区内、固定的时间进行，中午击鼓三百声，交易开始，日落前七刻击钲三百声，交易停止。②
    宋代以后，中国城市体制发生重要变化。这一变化关键之处有两点。
    第一点，商业活动突破了政府限制的空间与时间--“北宋时代的商业首先突破了市场的地区限制，在都市的任何地区均可进行交易；其次是突破了交易的时间限制，每天从黎明至深夜或通宵皆可以进行交易。……自周秦以来，市场有规定的专设地区和交易时间的传统习惯，经过了约二千年的时间到宋代才完全废除。商业资本在国内市场上才真正的取得了自由活动的权力。”③其实，这一变化在唐中叶已现端倪。唐中叶以后，长安的坊与坊之间，有不少小商贩不分时间地点进行交易，在东市、西市附近的坊与坊之间出现了各式商店，唐后期长安城出现了夜市。这就打破了朝廷关于夜间不准进行商业活动的禁令。洛阳、成都、扬州等城市都有类似情况。④这一变化，对城市格局、城市建设、城市社会结构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传统的坊里制遭到了破坏。与此相一致，城市行业增多，上市商品增多，商人增多，商人地位也开始发生变化。北宋认可了唐代中后期以来的变化。公元965年，朝廷明令取消了宵禁。此后，商人只要纳税，就可以在合适的地方开店。开封城的变化，代表了宋代城市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城市突破坊市制，封闭式的坊市制终于瓦解。到南宋时期，开放性的新城市格局已在全国范围内确立。⑤与此相一致，一些城市范围迅速扩大，向城郊扩展，各地非县城所在地的市镇蓬勃发展。中国城市在数量、规模、社会结构与功能诸方面，都与以前城市不可同日而语。这一势头一直延续到明清。明清两代，中国城市又有一个新的发展，即工商业市镇崛起。15世纪初，全国著名的工商业大中城市有三十多个，大多数集中在主要的水陆交通线上。
    第二点，工商业行会组织的发达。工商业行会在唐代已经出现，但其作用似不是很大，受行政权力约束很多，还不能充分处理本行业的诸多问题。⑥到了宋代，行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三百六十行，行各有会，每会各有自己的市语，甚至服装也各有标识；行会对本行业已取得垄断权力，非本行人不得从事本行业的买卖，行会有权规定本行商品的价格。⑦
    宋代城市的变化及其重要意义，被西方学者称之为“中世纪城市革命”⑧。施坚雅将这一“城市革命”归纳为五点：（一）放松了每县一市，市须设在县城的限制；（二）官市组织衰替，终至瓦解；（三）坊市制度消灭，可在城内或四郊各处进行交易；（四）有的城市迅速扩大，城外商业郊区蓬勃发展；（五）出现了大批具有重要经济职能的中小市镇。伴随着这些变化，赋税和贸易日益钱币化，商人的人数、财富和力量增长，社会和官府轻视商业和商人阶级的态度缓和了。⑨这些观点已为众多中外学者所认可。⑩
    但是，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与汉、唐城市相比，宋代城市特质有重要变易的地方，也有未变而延续的地方。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城乡文化一致性，二是城乡行政一体性。
    关于城乡文化一致性，中国、日本、美国学者已多有论述，以美国牟复礼的论述最为透彻。他指出，城乡一致性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座大城市曾经支配、代表过中国文化，就像伦敦与巴黎对于英国与法国文化的那样。与欧洲不同，中国不存在都市优于乡村的概念。“不是城市，而是乡村成分规定了中国的生活方式。它就像一张网，上面挂满了中国的城镇。这张网是用中国文明的料子织成的。”（11）牟复礼的这一见解，已得到中外学者广泛认同与支持。刘石吉指出，在传统中国，市民不构成一特殊阶级，也不代表一高级文化的垄断者。中国没有都市优越性概念，也一直不轻视农村和乡土的生活方式及文化，可以说，几乎没有明显的都市文化或都市特性。乡村常是学术文化中心，书院、藏书楼常在乡间，士绅阶级的活动地点也常在乡间。中国人的理想世界是耕读传家、衣锦还乡、叶落归根。所以，西方历史上的城乡对立或城市的特性、自立地位，与中国迥然不同。（12）这种城乡文化一致性，不光是在宋、元、明、清，在汉、唐也是如此。